王兆軍：那時候監考的老師很客氣的說您能不能把手表借給我，我用來注意時間，我當然就給他了。后來到若干年以后我又遇到這個老師，說起來以后還是感慨萬千，那個時候的生活水平還是非常非常低的。
主持人：沒錯，我看到當年，就是因為高考的考生報名得太多了，最終報名合格的人數差不多是570萬，所以當年的毛澤東選集是第五卷就停印了，就把這個印書的紙張用來給你們高考的學子們當考卷用。另外一點，本來說報名費一塊錢，后來鄧小平說減輕一下學生們的負擔吧，五毛錢。現在大家可能很難想象，您來給我們講講一塊錢的負擔，這得是多大的負擔哪，一塊錢在當時。
王兆軍：一塊錢我在鄉村勞動的時候，當社員的時候我一天的工分，就是從早到晚是一毛錢。
主持人：一天掙一毛錢！
王兆軍：對，一天掙一毛錢。還有的村子還不如我們那個村子，還有五六分錢，七八分錢。
主持人：這個工分最終能換成錢嗎？
王兆軍：工分是一個符號，一個計量符號。就是說你全年你們家掙多少工分，這些工分能夠參與分配糧食，生產隊用糧食來根據你掙的工分多少。比如說你是個女的，你一天干再多的活你只能掙八個分，我是個男的壯勞力我能掙十個分。
主持人：天生女生就是弱勢。
主持人：而且王老師說的這個好像還是標準比較高的了，我看平均水平的男同志的工分就是六七工分，女同志是五六工分，對吧？
王兆軍：對，它也和你干的活的計量有關系。你比如說你十分的人你割莊稼的時候你要割十個壟子，你說你割十個壟子跟不上，你割五個，那你就是五個分。你看我這個就能割七八個分。
主持人：那這樣的話，一年到底合著它只是一個貨幣的代名詞，真正還拿不到錢？
王兆軍：拿不到錢。因為要想有錢你還得自己做一點副業。
主持人：您那會兒做什么副業？
王兆軍：我那時候做副業主要是干炮仗，做鞭炮，那一套咱們去買廢紙、廢書、廢報，怎么把它刷成糨糊，然后怎么切成一條，卷成筒子，怎么盤成一盤，把藥炒好裝上，然后再安上捻子，再編上小辮。
主持人：您要是擱今天就是非法作坊。
主持人：流水線一套都會。
王兆軍：我們這套，不過我們村的副業也主要就是靠這個，這樣干一年積累了一定的數量，到過年的最后十天，春節前最后十天，天天趕緊把這個東西賣掉，也經常出危險，我們村曾經炸死過好幾個人，他炒的那個火藥他不小心放到一個什么地方，然后他通這個火爐的地方，火爐的火星冒出來，飄在這一框火藥里面，然后整個房子就揭開了。
主持人：這些人不是為了說非法謀取什么暴利，只是為了改善一下自己的生活。
王兆軍：正常勞動。你雖然有危險，但是你只有那個東西能得到一點錢。
主持人：才能改變一下自己過年自己的生活。您看咱們繞了半天又說到原來，就是想說明一下這個高考他們為什么，就一定要擠進這個大門，這么多人都希望通過高考來改變自己的命運，告別這一段生活，或者說告別那個地方。您進到這個高考考場，這個考題拿到之后您當時是覺得輕松了還是緊張了？
王兆軍：我對這個考試還是比較輕松，你比如說它這個作文題，語文那些我教書教了好幾年，我主要是教語文，教了一天的數學，其他時間都是教語文。那我整天教學生怎么作文，我還不會作嗎？我很快我就作完了，而且得的分數也很高。
主持人：您作完就等著旁邊把表拿回來。
主持人：當年作文題的題目您還記得嗎？
王兆軍：叫《難忘的一天》。
主持人：這個作文題我們都很熟，都寫過。
主持人：您寫的是哪一天啊？還記得嗎？
王兆軍：我寫的是粉碎四人幫大快人心，聽到這個消息那一天，很高興怎么著怎么著的。
主持人：考完以后跟同學有沒有一些交流？
王兆軍：跟同學也有交流，他們都認為我考得比他們好，因為他們數學題他們都找我對這個分數，對答案。
主持人：您是標準答案。
王兆軍：我是標準答案，我數學題我只錯了一道題。根號2絕對值等于什么。后來我的數學老師參加高考改卷，告訴我說你的數學得的分比語文多，你只錯了這個根號2絕對值等于多少，這個答錯了。
主持人：當時您班的那些同學，就是您周圍的這些人，朋友去參加這屆高考的人多嗎？
王兆軍：挺多的。我在高考的同班同學，沒有工作的人大概有一多半都參加了考試。但是他們錄取的都是山東的學校或者是臨沂的學校，那也很好，他們就是不再吃農業糧了，吃商品糧了，戶口就從鄉村轉到大學里去了。后來這些人在教育戰線上都起到很大的作用，教出了很多好學生。
主持人：拿到通知書的那一刻還記得嗎？
王兆軍：沒拿到通知書之前我就知道了，因為我有一個同學在教育局工作，他已經看到通知書了，連夜就趕過來，騎自行車到了我工作那個公社，告訴我你被名校錄取了，復旦大學。
主持人：復旦大學是不是您那就考您這一位呀？
王兆軍：就我自己。
主持人：我之前看一位朋友在寫這個回憶，就說當年他這個大學，他最大的愿望是考進復旦中文系，說要是考上復旦了，他就拿30塊錢來請大家吃飯。要是考上當地的中文系就拿出20塊錢，考上其他的學校就拿出10塊錢。您是用什么樣的方式來慶祝的？
王兆軍：我那時候好像我沒出錢，是我教育局工作那個同學請我到另外一個負責改卷的老師那里去吃了一頓飯，我覺得那就已經是非常好了。
主持人：1977年王老師是參加了這個文革之后關閉了11年之久的這樣一個高考，在1978天和來自五湖四海的同學一起走進了復旦大學的校門，應該說真的是年輕的朋友們來相會了。報道是在78年的春季。
王兆軍：二月初或者一月底。我們坐火車去了上海，因為大串聯的時候我曾經去過復旦大學，我對那個大學有印象，我很容易就找到了。
主持人：您是自己下了火車之后找到學校的？
王兆軍：是的。我們那個班是復旦大學中文系文學專業，是第一個系的第一個專業，所以就叫7711班。
主持人：還有編號。
主持人：看來是最重要的那個班。
王兆軍：最重要的那個班，就是第一個班啦。我們那屆同學有一些特點現在是沒有了，第一個年齡差別很大，第二是知識背景差別很大，知識背景就是說在上海的，在北京的大都市畢業的中學生，高中生，他們很多書都已經讀了，而我這種鄉村來的人根本沒有聽說過，我上這個外國文學課的時候，這個上海同學讀了像《罪與罰》、《紅與黑》、《被侮辱的和被損害的》、《憤怒的葡萄》、《喧嘩與騷動》這些他們都讀過，這些名字我從來沒聽說過，我要再重新再讀那就比別人要慢很多。
主持人：明白，其實就相當于幾十年以后，后來這個計算機興起很多鄉村的孩子雖然考的是計算系，但是從來沒能夠摸過計算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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