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 揚

　　北京市政府日前出臺《關于加強出租汽車管理提高運營服務水平的意見》，從出租車定位、體制機制、運營模式、政府監管、企業主體責任等方面提出了“一攬子綜合措施”。其中，最引人關注的是多項措施直指出租車企業，包括改革承包金制度、控制企業利潤水平等(4月17日《新京報》)。

　　北京擬提高出租車運價的消息近來引發熱議。我國出租車行業矛盾重重、問題多多：乘客嫌貴，還經常遭遇“打車難”；司機喊累，收入卻與付出不相稱；出租車公司旱澇保收，還動輒要求漲價；政府部門左右為難，出租車群體性事件時有發生……

　　癥結在哪里？追根溯源，我認為在于出租車行業模糊不清、不倫不類的角色定位。市場經濟條件下，有些行業市場化，有些行業公益化，但出租車行業顯得兩頭不靠——— 說它是市場化行業吧，政府卻對其實行準入管制、牌照管制、數量管制、價格管制；說它是公益化行業吧，出租車公司卻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己任，出租車司機則風險自擔、自負盈虧。

　　這種不尷不尬的角色定位，使得出租車行業中各方關系從來沒有理順過。有關方面壟斷著運營權，出租車公司拍得運營權后，又憑借運營權而一本萬利，對出租車司機形成利益壟斷。所謂“份子錢”，說白了就是一種“壟斷租金”。北京市打算制定承包金改革措施、控制出租車企業利潤水平，這一改革抓住了問題的要害，值得肯定。不過，要說出租車改革“根上的問題”，恐怕更在于給出租車行業一個清晰的角色定位。

　　如果政府認為出租車行業承擔著公共交通的職能，應具有公益屬性，就應將出租車服務界定為公共品，在管理模式上向公交車行業看齊，在出租車準入、數量、運價上全面實行政府管制，并破除行業暴利，加大政府投入，為民眾提供質優價廉的出租車服務；如果認為出租車服務不應是一種公共品，或無力提供這樣的公共品，就應該放開管制，實行充分的市場化，允許社會資本自由進入出租車行業，并且允許個體經營，以充分的市場競爭理順各方關系，同時促使出租車運價趨于合理。

　　據悉，倫敦的兩萬多輛出租車中，三分之二的司機都是個體經營戶，紐約也是如此。人家放開了出租車行業管制，并沒有出亂子，政府反而樂得清閑，何樂而不為？其實，出租車行業與長途客運行業甚至餐飲行業并無太大區別，實踐證明，所謂“一放就亂”往往是杞人憂天，是管制思維和習慣作怪，個中關鍵問題是舍不舍得“把錯裝在政府身上的手換成市場的手”。

　　(浙江 媒體從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