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海網5月12日訊 據南方都市報報道 16歲，汶川縣威州鎮人，在汶川地震中失去母親，與姐姐任燕成為孤兒。過去五年中，姐弟倆輾轉多地生活，艱難成長。

　　五年前的一個晚上，任強做了個噩夢，夢到自己在空地上玩，不遠處的礦山上有個人從山頂掉入深淵，“很深的洞，怎么喊都不應。”任強一直記得這個夢。他說看不清那個人的面容，但能感受到他的無助與恐懼。

　　2008年汶川地震，630名地震孤兒，任強就是其中之一。他們中僅12名被成功收養。

　　五年里，任強從一個五年級小孩長成一名16歲少年，與姐姐一同，在成人的世界里漂泊，獨自面對成長的磨難和迷惘。

　　遺孤

　　任強家住在汶川縣威州鎮七盤溝村，距離震中映秀46公里。地震前一個月，母親馬建花才帶著姐弟倆從居住了十年的新橋村搬來。

　　十五年前，任強的父親死于車禍。隨后十年中，馬建花拒絕了所有上門提親的人，靠在漢白玉廠打石頭粉養育兩個孩子。在任強的記憶中，小時候住過很多地方，多數是在新橋村搬來搬去。為了離工廠近，一家三口還在漢白玉廠的工棚住過。2008年4月，漢白玉廠在七盤溝開采，馬建花帶著孩子回到七盤溝。

　　5月12日下午地震襲來時，馬建花正在鄰居屋檐下聊天，被倒下的墻擊中頭部，不幸身亡。除了一份保險，馬建花沒有給孩子們留下任何東西。一個保存著全家人合影的相機被埋在廢墟下，任燕哭著央求叔叔幫忙找了幾天，但沒找到。

　　任強就讀的七盤溝小學每月都會給他這樣的單親家庭孩子免費發一些飯票。地震當日正好是領飯票的日子。中午放學回家，任強讓母親下午跟他一起去領，母親說過會兒再去。

　　“我應該拉上她一起去的，就什么事都不會有。”感到孤獨時，任強常會這樣想。

　　“北漂”

　　成為孤兒的這一年，任強11歲，任燕12歲。根據爺爺奶奶簽下的一份《助養協議》，姐弟倆的下一站將是北京。

　　任強的外婆看到了那張仍存放在爺爺家中的《助養協議》。上面寫著：“中國社會工作協會兒童社會救助工作委員會(下稱兒助會)將為姐弟倆提供小學到高中的教育及生活資助(北京科技學院附小附中)。”任強的五姨馬建敏上網查詢了這所學校。“看起來還不錯。”她說。

　　2008年6月11日，姐弟倆抵達北京，暫時居住在兒助會主任張雯家，而協議中寫的北京科技學院附小附中并沒有接收他們。在張雯家住了大約半個月后，當時在浙江打工的五姨前往北京，將姐弟倆接到了浙江。8月底，五姨帶著姐弟倆再次來到北京。經兒助會聯系，北京市房山區安琪兒培訓學校接收了他們。

　　這是一家由美國國際希望基金會捐助的孤兒學校。白天，姐弟倆由老師接送到附近的房山區太平莊小學讀書，晚上回到安琪兒學校住宿，并有老師負責輔導功課。

　　在安琪兒學校，郎老師是任強的“家長”，照顧包括任強在內的三個孩子。“我在好幾個慈善機構都干過，好幾個孩子都喊過我老爸，但任強是喊得最久的”，提起任強，這個東北漢子竟大哭起來。五年過去了，任強一直稱呼他“老爸”。

　　在郎老師的記憶里，任強是個個頭小且有點笨拙的孩子。“舉行家庭運動會跳繩，他只能跳三五個，動作可愛但不協調，絞盡腦汁之后給他頒發了一個最佳進步獎。”

　　現在的任強已經變得健壯敦實。“老爸對我很好，教我彈鋼琴，唱歌，陪我玩，接送我讀書”。只是，郎老師半年后就離開了安琪兒學校。任強為此難過了好一陣子。

　　回家

　　兩個月后，任強和姐姐也不得不離開安琪兒。其間，任強的爺爺收到一封安琪兒學校寄來的信。大致意思是說要給兩個孩子繳納每人每年3500元的學費。“我們交不起這個錢，就讓孩子回來了。”爺爺解釋道。

　　曾經照顧任燕的一位老師解釋，學校認為他們是地震孤兒，有國家專項資助，學校希望幫助到更多沒有得到幫助的學生。張雯也表示：“他們是有家的孤兒，孩子跟親人在一起對于他們的成長會好很多。我們商量了半天，覺得還是把他們送回去比較好。”

　　對于這種說法，郎老師卻并不相信。他簡單地說了一句：“兒助會經常帶任燕任強出去做宣傳，募捐回來的錢也不給安琪兒。”另一位曾經在安琪兒工作過的老師也印證了這個說法。

　　那時任強還不懂得這些，只是聽從大人們的安排；如今，任強也表示不在意這些說法，對安琪兒的懷念集中在郎老師身上。

　　離開安琪兒之后，姐弟倆被送到另一所位于馬泉營的孤兒學校。如今，這所學校已不存在。任強的記憶中，這所學校“很不正規”：“上課的時候發課本下來，下課又收回去，一日三餐都是學生自己煮，老師也很少。”

　　退學

　　2009年9月13日，離家一年零三個月后，姐弟倆回到七盤溝村，與爺爺奶奶一起生活。在汶川二小，姐弟倆分別入讀六年級和五年級。

　　“一直都住校，每周回家一次，拿一點生活費，每一筆錢爺爺都會記下來。”去年6月，讀初一的任強堅持要退學。他說自己一是不想讀書，二是想出去掙錢供姐姐讀書，三是不想伸手找爺爺要錢。郎老師遺憾不已：“太可惜了。”

　　說起退學，任強覺得還是外婆對他最好：“我姑父跟我說，如果我不想讀書就教我開挖掘機。班主任說，你不讀了也好，回去學個手藝。爺爺說，既然這樣，那就看你自己。只有外婆讓我必須讀下去，要有文化。”但最終任強還是退學了，姑父也并沒有教他開挖掘機。

　　任強先是去餐廳做服務生，四個月后又跟修車師傅學修大卡車。“要學三年才能領到工資，太久了。”一個月前，他又到工地學開裝載機。“這是最后一個了，不會再換了。”他說，自己會盡快學成，掙到錢，準備給姐姐讀書用。

　　任強記得外婆的話：只要有手有腳肯吃苦，一定活得下去。他跟姐姐之間，早已是他照顧姐姐多一些，為姐姐考慮多一些了。

　　幫扶

　　這些年來，任強和任燕接受了很多熱心人和組織的幫助，但大多沒有長久延續。

　　北京一家俱樂部最早向姐弟倆伸出援手。地震當年，外號“石榴姐”的俱樂部成員王娟通過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向任燕捐助了3000元學費。

　　在北京時，王娟也好幾次到學校看望姐弟倆，帶來禮物和學習用品，還給他們拍照。任燕在北京不多的照片里，大部分是王娟看望他們時拍攝的。后來得知姐弟倆要回汶川，王娟還特意去跟孩子告了別。

　　這家俱樂部的資助僅維持了一年，“因為覺得國家和其他機構對他們有很多資助了，一年之后，我們就選擇了別人。”

　　2010年，深圳一家律師事務所與汶川縣總工會簽訂了一個三年助養協議，每年寄送包裹給16個孩子。任燕和任強也在其中。“他們是年齡最大的，而且是孤兒。”助養活動負責人許律師明顯感覺姐弟倆與其他孩子不同。“我們感覺他們缺的不是錢，而是教育。”

　　任強認了許律師做“干媽”。“她來我家的時候讓我喊她‘媽’，我喊不出口；后來讓我喊‘干媽’，我當時也沒喊，是之后電話里才喊的。”今年過年，他跟姐姐收到了“干媽”寄來的愛心包裹：衣服，鞋，圍巾，手套，暖壺，M P3……三年的助養期已經過了，可能這是他們收到來自“干媽”的最后的禮物。

　　此外，根據汶川縣婦聯的記錄，2008年11月，一位廣州的愛心媽媽通過婦聯跟任燕和任強結下對子，給他們每人每年2000元的經濟援助。不過，任強絲毫不知廣州還有這樣一位“愛心媽媽”。他只記得，2010年春節，受廣州市婦聯邀請，姐弟倆去廣州玩了3天，還在珠江邊照了相。“廣州的冬天太熱了，有點不習慣。”任強笑說。

　　錢

　　國家每月發放的600元孤兒撫恤金，600元每月的中國人壽地震孤兒撫恤金，1000元每年的的華夏人壽撫恤金，1200元每年的中國扶貧基金會撫恤金———各種渠道加起來，姐弟倆每月能拿到接近1300元的補助金。

　　其中，除了中國人壽撫恤金每月打到任強的卡里，其他錢都是以現金或銀行劃賬方式給到爺爺任朝元手中，而任強此前從未聽爺爺提起過。前幾天，面對任強的詢問，爺爺仍不承認國家撫恤金的存在。

　　在姐弟倆的賬戶上，母親亡故的11萬元保險賠償中的大部分，由爺爺拿去為他們蓋了一棟房子。每月600元的中國人壽撫恤金是姐弟倆的全部收入來源。

　　“我一直以為，自己每天只有10元錢補助。每次開口找爺爺要錢，他都會說我幾句。如果我知道一個月有1200，怎么會退學？”

　　不滿16歲的任強在Q Q簽名中頻繁提到“累”、“疲憊”、“不知道該怎么辦，但還是要堅強”等言語。他又說，其實也無所謂，反正最艱難的時候都過來了，等自己能掙錢，一切都會好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