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特約評論員王云帆

　　大氣污染防治地方性立法的更大價值，在于為國家級立法提供一個具體而可操作的執行框架。要完成大氣污染防治的任務，立法的細化只是第一步，下一步的執行更重要。

　　《北京市大氣污染防治條例》22日經北京市人民代表大會表決，獲高票通過，并將于3月1日起正式實施。在這之前的兩次審議中，共進行了111處修改。

　　在法治時代，科學立法已經成為大氣污染防治最有效的利器。早在1987年，中國就出臺了《大氣污染防治法》。這部國家層級的法律最近一次修訂是2000年。盡管14年過去，《大氣污染防治法》也面臨著再次修訂。但它作為上位法，卻是《北京市大氣污染防治條例》的直接依據。

　　因此說，《北京市大氣污染防治條例》的看點其實并不在“嚴重污染空氣將追究刑責”或“降低PM2.5首次納入立法”。因為有關刑事責任的具體構成及適用，只能由刑事法律去規定。作為一項地方性法規，它也只能重申“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而即便“條例”不作這樣的重申，構成犯罪的一樣要依法追究刑責。地方性立法涉及刑責的意義在于，通過構筑嚴密的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機制，使污染大氣的犯罪行為能夠進入司法程序，而不致被“以罰代刑”，或是“大事化小”。

　　當然，大氣污染防治地方性立法的更大價值，在于為國家級立法提供一個具體而可操作的執行框架。雖然《大氣污染防治法》明確了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在防治大氣污染方面的基本職責，但一方面，法律本身存在過于抽象與原則等薄弱環節；另一方面，由于受地方保護或GDP至上等因素的影響，一些地方政府缺乏嚴格執行的驅動力。北京試圖在這樣的制度夾縫中，推動大氣污染防治領域的執法必嚴與違法必究，難能可貴。

　　法律的生命在于實施。若法被束之高閣，不管其價值取向和內在設計多么先進，都不會帶來期待的結果。近年來，公眾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人們對生活的環境和自身健康日益關注和重視。在霧霾肆虐、極端大氣污染事件頻發的當下，公眾對大氣污染的后果有越來越多的切身體驗，這恰恰為大氣污染防治的地方性立法提供了契機。公眾的關注和參與熱情，是排除既得利益群體干擾執法的重要依賴。

　　要完成大氣污染防治的任務，立法的細化只是第一步，下一步的執行更重要。北京市人大常委會負責人已經明確表示，下半年常委會要對《條例》進行執法檢查，依法監督政府執行大氣污染防治法律法規的情況。以動態的法治視角觀察，這種主動督促政府強化執行，努力做到嚴格管理嚴懲違法，實是法治的應有之義。如果把《條例》的通過比作是領到了一張試卷，那么我們將在下半年看到政府交上的第一份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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