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處在什么發展階段，城市化(城鎮化)會是增長的引擎嗎，中國可以走向高收入俱樂部嗎？……5月18日下午，經濟學家陳玉宇在“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MBA/MPAcc2013年全國公開課濟南站”開講“中國經濟升級版：宏觀經濟穩定政策與發展機遇”。

　　他預測，城市化將成為中國未來經濟繁榮的基石，應打破層級結構給城市更多治理權。中國的城市化不是太快了，而是太慢了；中國的城市不是太大了，而是太小了，“12年后，煙臺這種水平注定是一個五六百萬人口的大城市。”

　　談國情：

　　人均GDP是韓國1986年水平

　　中國現在處在什么樣的階段？一開場，陳玉宇教授就拋出了一個大話題。他介紹，過去30年，依靠政治穩定、市場力量、產權保護和政府基礎設施投入，中國完成了從貧困陷阱到中等發達國家的跨越。

　　“從貧困國家1000美元以下發展到3000美元以上，這叫超越貧困陷阱。”陳玉宇說，看似很簡單的一組數字，但世界上能夠完成超越的并不是特別多。

　　他介紹，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目前人均GDP9000多美元；按照過去三年的名義匯率計算，人均也有6100美元，是個標準的中等收入國家。“不要高興太早，這僅相當于韓國1986年的水平，日本1963年的水平。”

　　從產業結構看，中國目前農業占GDP的比重是10%，相當于韓國1985年的水平，相當于日本1956年的水平。

　　從城市化水平看，相當于韓國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水平，相當于日本1950年的水平。

　　接下來，中國的難題在于能否復制日本、韓國的路線，人均GDP從1萬美元升至2萬美元，從中等發達國家邁入發達國家俱樂部。

　　需要提醒的是，在過去半個世紀里，全世界成功完成從中等發達國家到發達國家的只有日本、韓國、馬耳他、新加坡、中國香港和中國臺灣。

　　論產業：

　　最大挑戰——創造性毀滅

　　陳玉宇認為，中國能否復制日本、韓國的路線，人均GDP從1萬美元升至2萬美元，從中等發達國家邁入發達國家俱樂部，取決于兩點：產業的技術升級和勞動生產力的提高。

　　過去三十年，我們在勞動生產力不提高的情況下，依靠雇傭更多的工人、更多從農村來的閑置勞動力來擴張生產規模。這種模式現在已經走不通了，中國工人工資已經進入長期持續提高的階段，我們的勞動力總人數已經開始降低。這迫使我們必須依靠技術升級，提高勞動生產率，才能夠迎接工資提高的需要。

　　“如果我們不能實現升級，工資提高就會停止，這就叫中等收入陷阱，走向阿根廷的老路。”

　　他特別提到，在技術升級的過程中，有些企業，有些行業是無法單純依靠技術改變命運的，比如說勞動密集型的紡織服裝行業，沒有成長空間的企業不得不關閉、不得不轉移到東南亞去。

　　經濟學家馬歇爾在100年前舉了一個例子：跳出貧困陷阱的時候你栽了一片松樹林，盡管野蠻生長，但很旺盛。當你希望這片林子從10米繼續長到30米高時，就會發現松樹林的基因決定它只能長到10米。要實現增長的要求，你需要砍掉松樹林，更換上紅衫木。在經濟學上，這就叫“創造性毀滅”。

　　“問題在于，中國的這篇‘松樹林’幾乎是同時栽下的，如果同時砍掉，我們的工作在哪里？這是一個挑戰。”

　　聊城市：

　　市長更喜歡工人而非市民

　　城市化，或城鎮化，是當前理論界討論的熱點。山東青島也在今年4月份啟動了“鎮級小城市”培育試點工作。長期觀察城市化進程的陳玉宇認為，城市化要想成為支撐中國未來經濟發展的巨大引擎，還需要很長的路要走。

　　他認為，城市化的速度太慢了，城市太小了，中國100萬—1000萬、尤其是300萬—1000萬人口的城市數量太少，嚴重制約了城市的聚合效應。城市化本來的核心是市場力量追逐積聚帶來的利益，自然而然形成的結果。二戰之后，大約四十個國家迅速完成了工業化和城市化，城市人口增長率平均速度是5%-6%，中國只有北、上、廣、深城市人口增長速度達到這個水平，其余大部分城市增長率只有3%。

　　在GDP指揮棒下，中國的市長更喜歡工人而不是市民。

　　據他預測，中國目前600多座城市中，未來將有三分之一的城市人口快速增長，同時也將有三分之一的城市人口因此縮減。像煙臺這樣的地區，12年后注定是一個五六百萬人口的大城市。

　　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問題是治理權的不平等。中國城市發展繼承了很多計劃經濟和命令經濟的色彩，我們有部級城市、縣級城市、鎮級城市，層級結構仍是計劃模式。在歐美，一個5萬或10萬人口的小鎮，在管理和治理該城市的經濟權力方面，和紐約市擁有差不多相同的權力。中國的城市化應該做到行政層級權利與城市的治理權利相分離。

　　(新浪山東 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