蹴鞠暗弱沉寂的原因及現代思考
齊文化博物院 馬國慶
蹴鞠作為一種社會現象，其發展和演進帶著鮮明的時代烙印，它的暗弱、沉寂也反應了與現代精神的背離。蹴鞠的誕生反應了奴隸社會末期思想解放，文化多元的時代呼喚，在其走向發展與繁榮的時候又與中國封建時代的思想與精神相互印證，其暗弱、沉寂也恰恰反映了中國封建社會末期的走向特征。
蹴鞠起源于春秋戰國時期的臨淄，西漢建立后，開始興盛，宮廷民間普遍盛行，出現了蹴鞠的研究專著《蹴鞠二十五篇》，東漢李尤的《鞠城銘》最早地體現了當時的蹴鞠規則，是蹴鞠走向專業化的標志。蹴鞠在南北朝時期已經在江南傳播和開展，南朝詩人吳均《邊城將》寫到：“臨淄重蹴鞠，曲城好擊刺”。唐宋時期蹴鞠走向成熟，但競技性減弱，觀賞性開始增強，女子蹴鞠普遍盛行，清明蹴鞠成為重要民俗。在宋代，出現了全國性專門的蹴鞠組織（齊云社）和全國性的比賽（山岳正賽），有了行業崇拜——清源妙道真君，商業化程度很高。受多種因素的影響，中國古代蹴鞠在元、明、清時期停止了發展，逐步走向衰弱。晚晴時期，華夏中國內憂外患，蹴鞠也全面走向沉寂，淄博文學家蒲松齡的小說《聊齋志異》中對汪士秀蹴鞠的描寫暗合了中國蹴鞠的發展軌跡：“中有漏光，下射長虹，猶如經天之彗，直投水中，滾滾作沸泡聲而滅。”我國古代的蹴鞠從起源到發展繁榮，曾象一顆耀眼的彗星發出閃亮的光輝，最后來只留下一點泡沫，暗落、沉寂了下來。
蹴鞠曾深刻地影響了中國人民的生活兩千多年，但卻沒有發展為現代足球，而是由資本主義最發達的英國來完成了這一嬗變，其中原因頗值得思考，對我們今天的中國足球也有深刻的啟迪。
一、蹴鞠走向暗弱與沉寂的思想根源
蹴鞠的歷史演進是在中國傳統思想的影響下進行的，被打上了深深的儒家思想的烙印。儒家思想強調的是“仁”和“禮”，認為“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講究善良、謙恭、溫順和次序，講究中庸和不偏不倚，拒絕激烈、個性和探索、競爭，所以中國古代蹴鞠的形制越來越淡化競爭與對抗。
戰國秦漢時期的蹴鞠是作為軍事訓練項目展示在世人面前的。齊桓公和管仲為實現富國強兵實行軍政合一的管理體制，在基層實行“伍”（五人）“軌”（五家）制，平時耕種，戰時出征。閑暇時伍長或軌長率領五人參加蹴鞠，故直到漢代的蹴鞠講究“二六對陳（陣）”與此有深刻的淵源。
到了漢代，蹴鞠激烈的直接沖撞式對抗，蹴鞠是一項重要的軍事訓練項目，皇帝觀蹴鞠也是按照檢閱軍隊的方式和規格來進行的。正如何晏在《景福殿賦》中說，這種蹴鞠形式“僻脫乘便，蓋象戍兵。”漢代還出現了最早的足球專著《蹴鞠二十五篇》，被列為《漢書藝文志》中的兵家技巧類，其軍事特征也可見一斑。
唐宋時期出現了充氣鞠，蹴鞠形制變為單球門間接對抗蹴鞠，對抗性大大減弱。而最為盛行的是以踢高、踢出花樣為能事情的“白打”，競技性更加衰弱。從足球技術來說，是一種發展，而間接對抗和表揚花樣，卻是足球運動的一個退步。
在過去兩千多年時間里，儒家文化及其價值觀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因素，在潛移默化中傳布到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受傳統儒家思想的影響，蹴鞠不強調激烈的競爭，逐漸發展為一項溫文爾雅的活動，講究禮儀和修養。齊云社規矩中就講究的“無仁者不可同行，無義者不可同商，無禮者不可同居，無智者不可同謀，無信者不可同談”等條文把儒家思想和做人準則“仁、義、禮、智、信”都融到了蹴鞠活動中。蹴鞠的教育功能也就成了“能令公子精神爽，曾誘王孫禮義加”和“一團和氣遍天涯”的娛樂方式。
二、蹴鞠走向暗弱與沉寂的社會根源
社會環境的優劣，影響文化體育項目的興衰。蹴鞠在漢唐和宋代之所以能夠興盛，是和統治者的政策提倡分不開的，同樣蹴鞠在元明清時期的暗弱與沉寂也是與高層的打壓分不開。
元代蒙古貴族對漢民族的游戲和體育項目不適應，也不提倡，蹴鞠活動延續了唐宋時期的蹴鞠形式，蹴鞠開始逐漸成為民間的純娛樂化活動。正因如此，朱元璋稱帝之后，曾下旨嚴禁軍人蹴鞠：“蹴圓者卸腳。”蹴鞠的社會基礎大幅度縮小，蹴鞠藝人的社會地位也遠非從前。當時有一名叫王敏的軍卒，因擅長蹴鞠而被明宣宗朱瞻基看中，隨即被強行閹割，成為隨侍左右的內侍，蹴鞠藝人的命運蒙上了濃濃的悲劇色彩，唐宋時期那種“名園歡散后，又向玉街游”、“風流富貴真難比，曾遇宣呼到御前”的風光與榮耀已經不再屬于他們。清朝統一中國后對漢民族的蹴鞠實行禁止和改造的政策，順治就曾口諭對蹴鞠要“即行嚴禁”。將冰嬉（滑冰）確定為“國俗”，將蹴鞠改造成了“冰上蹴鞠”。乾隆時就明令禁止蹴鞠活動，而到了晚清時期，陷入了無休止的內憂和外患，列強把中國人當作“東亞病夫”而隨意欺凌，人們饑寒奔波，再難見到蹴鞠者矯健、靈巧的身影了。
3、蹴鞠走向沉寂的文化根源
儒家文化在整個封建社會的中后期居于統治地位，主張以仁愛治天下，重文治而輕武功，重修心而輕練力，漢唐以來崇尚武勇俠烈的社會文化被逐漸改變。
漢唐時期，封建社會處于上升階段，需要開疆拓土，征服四夷，社會上是文武并重，民間有濃厚的練力尚武風俗。到了宋代，周邊敵國不斷入侵，宋統治者不僅外懼強敵，而且害怕人民造反，不許人民練武，社會上奮發前進的朝氣便日益減退了。“捐身赴國難，視死忽如歸”的精神和風骨也消退殆盡，曾與武勇精神緊密相連的蹴鞠開始逐漸衰弱。
傳統文化壓制個性與創造是蹴鞠走向暗弱與沉寂，沒有突破性發展的重要原因。中國封建的宗法體制、倫理文化、禮儀禁忌等歷史文化傳統，給中國人帶來了負荷沉重的心理積淀，致使個人的生命沖動幾乎在條條框框里窒息。于是人們努力成為溫良恭謹、莊重敦厚的謙謙君子，努力恪守中庸，缺乏個體意識和創造，寧愿保持中和的形象。
這樣，蹴鞠就以一種“泛體育”的形象存在并延續著，在那種等級森嚴、尊卑分明的體制影響下，蹴鞠不可能發展為規則統一、公平競爭和推崇個性、以民為尊的競技體育運動。在這種大的文化環境中，蹴鞠既顯現出中國人的睿智，又在傳統文化的壓制下，形成了一種逆體育內涵的發展趨勢。明代翰林修撰錢福曾寫《蹴鞠》詩道：
蹴鞠當場二月天，仙風吹下兩嬋娟。汗沾粉面花含露，塵撲蛾眉柳帶姻。
翠視低垂籠玉筍，紅裙斜曳露金蓮。幾回蹴罷嬌無力，恨殺長安美少年。
蹴鞠從軍事訓練的勇力型到了技巧型，最后又發展到了觀賞型。人們開始關注和欣賞女子“彩樓紅扇相當開，美人凌波蹴月來”和“微風來，放嬌態，舞裙帶”的嬌艷之姿，輕薄之氣隨之而來，越來越甚。明代金陵一女子還寫了一首《踢球》詩，已經無論如何也讓人看不到先前蹴鞠帶給人們的精神了：
腰肢裊裊力微微，滾滾紅塵指羽衣。偃月鬢邊星欲墜，石榴裙底鳳比飛。
在漢代，“蹴鞠亦有治國之象”，在唐宋“萬人同向青霄望，鼓笛聲中度彩球”，而到了明清時期竟然是“腰肢裊裊”，“滾滾紅塵”的景況！人們在“石榴裙底”、“偃月鬢邊”看到了“星欲墜”的景象，給蹴鞠的衰弱與沉寂寫下了再生動形象不過的注腳。
四、現代足球在英國的興盛及思考
任何事物的誕生與發展都脫離不了時代的人文背景。蹴鞠和現代足球的發展演進與中國封建社會的和歐洲資本主義的發展脈絡都是一脈相承的，是兩種社會制度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的產物與見證。
歐洲的中世紀曾是個特別“黑暗的時代”，基督教教會是當時的精神支柱，建立了一套嚴格的等級制度，把上帝當做絕對的權威。隨著一場黑死病在歐洲的蔓延，人們開始懷疑宗教神學的絕對權威，文藝復興運動開始興起。
文藝復興運動就是“需要巨人而產生了巨人的時代”。隨著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發展，新興的資產階級開始挑戰教會對精神世界的控制，正在形成中的資產階級在復興古希臘羅馬文化的名義下發起了弘揚資產階級思想和文化文藝復興運動，其核心提出了以人為中心而不是以神為中心，肯定人的價值和尊嚴，倡導個性解放，反對愚昧迷信的神學思想，認為人是現實生活的創造者和主人。文藝復興擴展到西歐各國，通過文藝創作來宣傳人文精神，打破了神學都人們思想的禁錮，人們開始從宗教外衣之下慢慢探索人的價值，隨著地理大發現，一系列的工業發明和創造隨即開始，推動歐洲和人類進入產業文明時代。
現代足球就是在資本主義最發達的英國興起的。其自身所展示的精神與時代精神一脈相承：大機器和大航海時代呼喚的是集體合作意識，足球的核心精神也是如此；人性解放和人的價值與足球場上隊員的精湛的技藝暗合；公平競爭需要的規則，現代足球的規則發展也印證了這一點；人文精神崇尚探索，于是現代足球場上不斷在創造著新的的陣型和打法及技藝。總之，現代足球所追求的是作為人的價值的實現與時代精神的體現，而這些精神也在現代足球場上找到了它生動的注腳。
最大的強大是文化和精神的強大。中國足球曾在民國時期輝煌一時，獨霸亞洲，十次遠東運動會中九獲得冠軍。以球王李惠堂為代表的球隊把強體與強國相提并論，從內心的深處希望通過足球的強大推動國家的強大，正是這種精神支撐了他們強大的內心。為此，1936年參加奧運會沒有經費，他們就到國外踢球募捐，“乞討參賽”，贏得了全世界的尊重。所以，足球的強大歸根結底是內心的強大，是精神的強大，是文化上的強大。
我們在分析足球水平的高低是也不能僅僅停留在技藝和體能的層面上，而應該探索更深層次的精神和文化原因。所以，中國足球的落后絕不是體能和技藝上的不足而是文化精神的失落。因為文化決定精神，精神決定人格，我們應該更多地從文化層面上去探索中國足球發展和改革的方向。
馬國慶：齊文化博物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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