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別“計劃腔”的改革破題

　　已經退休的北京航天航空大學教授羅劍英無法忘記第二學士學位的“昔日榮光”。“當年開辦第二學士學位班，確實解了國家的燃眉之急。”羅劍英回憶，當年航天航空工業系統正面臨“軍轉民、內轉外”的過渡，急需大量懂專業的高層次管理人才，但當時研究生并不普及，人才遠遠不能滿足需求。

　　“自1986年開始，北航開設工業管理工程第二學士學位班。招收來自航空航天系統的在職專業技術人員。經過兩年的學習，培養出既懂工業技術與生產，又掌握現代科學管理理論與方法的高級管理人才。”羅劍英說。

　　有統計數據顯示：我國絕大多數辦學歷史較久、辦學實力較強的高校都曾開展了第二學士學位生的培養工作，發揮了培養復合型人才的基本功能，“有計劃地培養了某些應用學科的高層次專門人才”。

　　盡管在當時發揮了巨大作用，但是有研究者認為，隨著時代的不斷發展，高等教育形勢發生了變化，第二學士學位在專業設置上過于偏重應用學科、布點上過于嚴格等“計劃腔”，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其自由發展。

　　記者從教育部提供的一份“第二學士學位布點數”資料中發現，目前全國361個第二學士學位專業點大部分為應用類熱門專業，且在工商管理、計算機科學與技術、國際經濟與貿易、法學、軟件工程等專業上較為集中。

　　另一方面，《辦法》中出現的“按需培養”、“從嚴控制”等字眼也意味著教育部通過審批的方式控制流量、限制容量，第二學士學位的申請設點比較困難。

　　在去年4月份出爐的2012年度新增的第二學士學位點批復結果中，教育部只同意了長春師范學院、河南理工大學兩所高校新增第二學士學位專業，中國政法大學等6所高校申請增設的10個第二學士學位專業均未通過審核。

　　在專業的容量上，《辦法》規定，“鑒于高等學校的容量有限，而培養本專科學生的任務又很重，第二學士學位生只能根據國家的特殊需要有計劃地按需培養，不大面積鋪開，招生規模要從嚴控制，原則上限在部分辦學歷史較久、師資力量較強、教學科研水平較高的本科院校中試行”。

　　因為被綁得較緊，一些地方開始另辟蹊徑，通過其他方式突圍。

　　2012年8月，福建省公布了《2012年度秋季考試錄用公務員報考指南》，其中規定：“報考者的第二學歷(位)須為國家教育行政部門承認的學歷(位)，可以查驗。”一些修讀雙學位的福建考生這才發現，他們在校期間除本專業外修讀的另一個專業，在中國高等教育學生信息網中并無注冊信息。他們無法以第二專業報考崗位。

　　這場風波的開端，是福建省的“雙學位”制度探索。2009年2月，福建省出臺《關于在全省高校畢業生中試行雙學位、雙專業教育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規定凡愿意修讀雙學位專業的高校畢業生，只要符合高校學籍管理有關規定的，畢業生可向所在高校申請并免試入學，學制一般為兩年。

　　“這實際上玩了一個‘借殼生蛋’的文字游戲”，盧曉東告訴記者，雖然名字還叫作“雙學位”，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種在校本科生為主體的“雙學位”已經等同于第二學士學位了。因為無論是修業時間、課程設計、課時數、管理方式，都是按照第二學士學位來進行設置的。

　　但是，按照《意見》要求，第二學士學位教育招生規模由教育部確定，“年度招生計劃由國家統一下達，并嚴格按計劃招生。任何高等學校均不得不經批準擅自招生和授予學位”。然而以“雙學位”教育之名，福建省就可以根據本省高校畢業生的實際情況進行調整，“今年(2009)全省高校計劃接收2萬畢業生試行雙學位、雙專業教育，其中本科高校、高職高專院校各1萬人”。

　　盡管初衷很好，但很顯然，要突破這“一張紙”和“一個章”的鴻溝并沒有那么容易。到了畢業證書那一關就有了“李逵”和“李鬼”之別。這種“雙學位”畢業生最后由校方頒發《某某學校第二學位證書》和《某某學校第二專業證書》，并在福建省教育廳進行省內統一電子注冊，本省范圍內承認學歷、學位。可是，一旦到了外省，福建的“地方糧票”就失效了。

　　現在看來，盡管當時福建省雙學位的探索，并未沖破束縛在第二學士學位身上的政策障礙，但這次改革暴露出的問題，充分顯現出了高校對于自主設置與調整第二學士學位專業等自主權的需求。

　　正是在此背景下，鑒于高等教育的發展、時代的變化、市場的需求，業界評價，關于高校設置與調整第二學士學位專業的放權改革，將為處于“雞肋”境地的第二學士學位改革破題。

　　對于取消高校設置和調整第二學士學位專業審批，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綜合處處長武世興介紹，今年高校第二學士學位申請將完全納入備案管理，只要學校依法合規開展第二學士學位教育，就予以備案。

　　有研究者表示，搭上行政審批權下放和管辦評分離大潮的“順風車”，第二學士學位將迎來了自由生長的“最好時代”。

　　政府做減法，市場做加法

　　取消高校設置和調整第二學士學位專業審批之后，學校如何用好自主權？

　　楊宗仁的調查顯示，81個第二學士學位專業雖然涵蓋9個學科門類，但工學、管理學和法學三大類就占67.9%。絕大多數專業和普通本科專業重合，而且專業布點數和所占比例均很大，這些專業的本科畢業生在勞動力市場上已日趨飽和。

　　“學校第二學位發展應該追求差異化，而不應仰熱門專業的鼻息”，在南京理工大學教務處副處長高蓓蕾看來，第二學位一直追著“熱門”跑，只會讓當前的就業難雪上加霜。

　　高蓓蕾建議：“學校可以根據自己的辦學特色、學科基礎，對現有的專業資源進行挖掘和重組，設立具有跨學科性質的專業，這將會成為審批權取消后，第二學士學位的生長點”，高蓓蕾介紹，目前南京理工大學開設的知識產權專業招收具有工科基礎的本科生，經過兩年的法律學習，成為工學和法學的“雙料”人才。“這樣培養出的畢業生因在工作崗位上的適用性強，受到用人單位哄搶。”

　　在專業設置上，跟著市場走，“重應用、輕基礎”跟當時的國情有關，盧曉東認為，松綁之后，第二學士學位的專業設置不再有禁區。他說：“主修專業和第二學士學位專業的關系應該像‘榫卯’。理論上講，一個主修專業，天然地就應該衍生出一個第二學士學位專業，這是高等教育的教育結構決定的，而不是教育部決定的。

　　他建議，應該把第二學士學位的“審批權”交給市場。在市場機制中， 第二學士學位教育的宏觀適度發展僅取決于學生的選擇，即選擇人數多，就發展；選擇人數少，就停辦。高校通過經驗的積累和對市場力量的把握能力的增強，使得第二學士學位教育可以隨時開始，隨時停止。個人對自我投資的重視客觀上有助于不斷調節第二學士學位教育適度發展規模的內在機制的形成。

　　除了專業的設置，第二學士學位的管理制度也需要“因時而動、因勢而動”。

　　第二學士學位要換“新酒”，管理辦法卻還是“舊瓶”。這是改革難以推進的主要原因。第二學士學位辦學所依據的《辦法》從1987年誕生就沒有修訂過。“用計劃經濟時代的舊文件來指導市場經濟時代的學位改革，能有多少現實意義？”盧曉東說，“教育部雖然把專業設置和調整的權力放給了學校，但涉及教育定位、專業設置管理、招生和教育組織模式的一系列管理規則還是依循舊制，第二學士學位發展要求新求發展，必須突破這一障礙。”

　　“政府在第二學士學位的管理上要學會做減法，讓市場發揮更大作用。”盧曉東建議，可以考慮取消第二學士學位學生的生均均教育撥款，讓學費在市場上自由定價。“沒有國家撥款的‘裸奔’并不意味第二學士學位重新退回野蠻生長的狀態，恰恰相反，國家撥款的終止使得政府對財政經費使用效率的追求消解了，也使得個人對自有資金使用的自由得到充分尊重。”行政力量退居二線，市場調節給予了學校更多的辦學自主權和辦學靈活性，這是盧曉東眼中第二學士學位最好的狀態。

　　“拆掉圍墻和籬笆”，這是盧曉東給第二學士學位增強活力開出的藥方。《辦法》對第二學士學位的招錄方式做出了嚴格的規定，需經過必要的資格審查與入學考試、考核，擇優錄取，其中考試考核內容應是第二學士學位的主要基礎課程。“在時間成本上，第二學士學位本來就高于雙學位和輔修專業，再層層設檻會更加降低學生修讀第二專業的積極性。”盧曉東思考的是，學校可否根據報名情況和學科特點自行決定是否需要考試？

　　高蓓蕾則建議，放權之后，也許可以嘗試將第二學士學位過渡到一種新型雙學位制度。在她看來，這種新型雙學位與現在的雙學位制度不同，介于第二學士學位與當下的雙學位之間。比如，南京理工大學現在開設的招收具有工科基礎本科生的知識產權專業，學生不用本科畢業后再報考，而是可以在本科階段采取“3+2”的培養模式，前三年學工科，后兩年學法律，出來之后即能授予工學學士和法學學士雙學士。原本的“畢業后再學”變成了“同時學”，縮短了學制，省下了時間成本，可以為學生發展提供更廣闊空間。

　　當然，市場做加法并不意味著第二學士學位完全由市場說了算。研究者普遍表示，政府做減法，也不是完全甩手不管，仍需要在大方向上把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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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學士學位

　　第二學士學位并不是人們常說的雙學位、輔修專業，而是大學本科后教育。雙學位與輔修都是在本科階段通過申請進行修讀，不涉及考試選拔，而第二學士學位不僅要通過學校自己組織的考試，還要求報考者本科畢業并獲得學士學位， 對修業年限和學制也有明確要求(脫產2～3年)。

　　1984年以來，經原教育部和原國家教委批準，少數高等學校試辦了第二學士學位班，開始有計劃地培養某些應用學科的高層次專門人才，“等同于研究生學歷”。

　　第二學士學位生招生規模從嚴控制，原則上限在部分辦學歷史較久，師資力量較強，教學科研水平較高的本科院校中試行。

　　目前，全國361個第二學士學位專業點大部分為應用類熱門專業，物理學、化學等基礎學科沒有列入布點計劃。其中，專業布點數排名靠前的專業分別是：工商管理43個，國際經濟與貿易22個，法學22個，工程管理16個，軟件工程22個，計算機科學與技術30個。

　　原標題：教育行政審批權改革：第二學士學位的自由“破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