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地農民的“斗爭”
7年來，盡管謝家人與金金煥之間屢次發生沖突，但謝氏夫婦并不仇恨金金煥，“他是受害者，一個外地人不容易，我們也是受害者，都沒有過錯，錯在政府一方”
“我們全家人，指頭肚這么大的一塊土地都沒有了！”50歲出頭的謝宗來，捏起手指，比劃著對法治周末記者說。
2014年1月6日，法治周末記者來到重坊鎮，在諾美爾服飾公司西側，看到一段拆毀的圍墻，缺口處新建的8間門面樓一層主體已經完工，里面搭著一間簡易房，謝宗來夫婦就住在這里。
時隔多年，謝宗來依然清晰地記著承包地如何被占：“2007年9月6日晚上九點半，鎮政府打著招商引資的旗號，在未征得我們同意、又不事先告知的情況下，把我們種植的銀杏樹全部砍伐，隨后圈起圍墻。”
郯城縣是有名的銀杏之鄉，農民多以種植、販賣銀杏樹為生計，謝宗來告訴記者，有些人因此發了財，金金煥企業占地中有他家4.8畝承包地，當年種有銀杏樹863棵，如果長到現在，按前幾年行情好的價格算，起碼價值400多萬元。
“鎮政府對我們的承包地及銀杏樹僅折價11萬多元，補償太低，我們至今沒有簽字領款。”謝宗來的妻子付振玲說，失去土地，得不到相應補償，7年來他們以做餅子為生，每天能賺四五十元錢，但一家5口要吃穿，3個孩子花銷很大，實在入不敷出，才決定在自己的原承包地上建門面房，可以自己做點生意或租出去，多掙些錢家用。
根據郯城縣國土局2008年征地補償安置公告，對重坊一村本宗土地的補償安置標準為每畝2.4萬元。謝氏夫婦告訴記者，這塊地涉及近20戶村民，剛開始鎮政府按租賃對待，兩年后按照補償標準征收了，其他村民都接受了條件。“因為我們所有的土地都在這里，那是口糧田，補償標準太低，所以無論租賃還是征用，我們均未同意”。
謝宗來拿出郯城縣政府頒發的紅色的土地承包經營權證書和承包合同，“2028年才到期呢，只要證在我手里，我對這塊土地就有經營權”。
失去土地后，謝家人曾到縣、市、省相關部門上訪告狀，“開始還起點作用，有人過問，后來我們就成了皮球，各部門踢來踢去，一踢就是7年。”謝宗來說，萬般無奈，只有自己想辦法解決自己的問題。
“建門面房鎮政府是默許的，他不讓建能建嗎？”謝宗來的外甥告訴記者，他經常過來幫忙，對舅舅家發生的大事小情很了解。”
7年來，盡管謝家人與金金煥之間屢次發生沖突，但謝氏夫婦并不仇恨金金煥，“他是受害者，一個外地人不容易，我們也是受害者，都沒有過錯，錯在政府一方”。
地方政府的“無奈”
謝宗來問題之所以久拖不決，一方面是謝要價太高，鎮政府無法承受，即便能承受對其他人也不公平；另一方面就是新官不愿理舊賬
1月6日上午，在重坊鎮政府，法治周末記者未能見到鎮黨委書記王慶民等主要領導，負責信訪工作的紀委副書記丁東生接待了記者。
“怎么不管？鎮政府多次派人制止謝宗來的過激行為，但他老婆要死要活的，拿著毒藥瓶，誰敢惹呀？”談到謝金土地糾紛，丁東生苦笑著搖搖頭。
丁東生把事情遲遲得不到解決、并逐步升級歸咎于一把手調動頻繁：“5年換了三任書記，沒處理完調走了，新書記總得先熟悉一下吧，熟悉完還沒處理，又調走了。”
同時，丁東生還認為，“謝家人早幾年這樣鬧就好了，早鬧問題早就解決了，不至于拖到現在，越拖難度越大”。
據知情人介紹，謝宗來問題之所以久拖不決，一方面是謝要價太高，鎮政府無法承受，即便能承受對其他人也不公平；另一方面就是新官不愿理舊賬，前任黨委書記楊從軍作風強硬，升到李莊鎮擔任書記(副處級)，而接任者有自己的工作重心要抓，自然不會積極處理他留下的難題。
重坊鎮派出所所長步玉照告訴記者，謝宗來與金金煥的土地“糾紛”由來已久，他來重坊鎮工作時間不長，聽說過一些。為了配合鎮政府工作，派出所沒少派出警力，主要是維持秩序，怕出意外。關于拆房、扣壓挖掘機一事，步玉照認為屬于民事糾紛，超出派出所職權范圍，建議雙方到法院走訴訟程序。
記者通過郯城縣委宣傳部聯系重坊鎮書記王慶民和前任書記楊從軍，被告知：二人均認為糾紛已進入二審程序，不便發表意見。記者又乘車趕到距縣城30多公里的李莊鎮政府，也未能見到楊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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