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品牌食品，若各色的生產、銷售、檢驗、檢測等都證照齊全，明星如何來鑒別它是安全還是不安全？與其緊盯著明星，還不如盯緊負有監管職責的公權力部門，他們更有義務和責任來保障食品安全。

　　食品安全犯罪居高不下，“兩高”日前聯合發布的《關于辦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因此備受關注。新的司法解釋明確了危害食品安全相關犯罪的定罪量刑標準，提出了相關罪名司法認定標準，統一了新型疑難案件的法律適用意見。不少媒體也據此給予了樂觀的期待。

　　這份“解釋”也再度引出了一個爭議不斷的話題：明星代言問題食品是否要承擔刑責？最高法院的官方回復是這樣的：雖然刑法第二百二十二條規定了虛假廣告罪的犯罪主體是“廣告主、廣告經營者、廣告發布者”，一般理解為不包括代言明星，但司法實踐中要具體案件具體分析，代言明星如果兼具廣告主、廣告經營者或者廣告發布者的身份而制作、發布虛假廣告的，仍然有可能被追究刑事責任。

　　這一回應與以往并無不同，可視為話語委婉地對問題進行了否定式答復。因為“明星”并不是單獨的一類犯罪主體，如果明星兼具廣告主、廣告經營者或者廣告發布者的身份，且因此而獲刑，那么實質還是“廣告主、廣告經營者或者廣告發布者”獲刑，而不是什么“明星擔責”，跟“明星代言”更沒有必然的聯系。

　　“明星代言問題食品是否要承擔刑責”的另一爭議點，在明星能否構成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共犯。近年來，傳媒界和法律界屢有此建議和呼吁提出，最高法院也再度予以否認。

　　明星難以構成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共犯，這是因為在故意犯罪中，構成共犯是以知道或者應當知道他人犯罪行為為前提的。而明星都是以自己的社會知名度和美譽度來兌現廣告價值。從經濟人的角度觀察，明星不太可能明知產品有問題還繼續代言。即便他明知，這種“明知”的證明責任，也要由控訴機關來承擔，而這種證明的難度無疑非常大。在我們的生活經驗里，還未曾聽說有明星主動承認自己“明知”代言產品有問題的例子。

　　明星代言本質是一種廣告行為。動輒啟動刑法介入未見科學，更未必有效。與其如此緊盯著明星，還不如盯緊負有監管職責的公權力部門，他們更有義務和責任來保障食品安全。一個品牌食品，若各色的生產、銷售、檢驗、檢測等都證照齊全，明星如何來鑒別它是安全還是不安全？這和我們作為消費者也沒有義務對公權力監管之下的“合格食品”進行再檢驗，是一樣的道理。

　　當然，明星代言虛假廣告必須擔責。只是這種責任更多應由《廣告法》，而不是由刑法或其司法解釋來規范。比如，目前廣告法僅在藥品、醫療器械廣告上禁止“利用醫藥科研單位、學術機構、醫療機構或者專家、醫生、患者的名義和形象作證明”。從食品虛假廣告危害同樣巨大的現實來看，禁止明星或其他公眾人物以消費者的名義為某種食品作證明，也有其必要。明星代言食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明星虛假代言。杜絕明星代言虛假廣告應從源頭入手，并完善明星代言虛假廣告的法律責任——當然，這里的“法律責任”更多指向民事責任和行政責任。

　　本報特約評論員王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