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出臺司法解釋，首次明確界定了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罪和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定罪量刑標準。明確利用地溝油加工食用油最高判死刑。并規定，監管瀆職最高可判十年。

　　上周公安部曝光一起被破獲的食品安全犯罪案件：2009年以來，江蘇江陰犯罪嫌疑人衛某等人從山東購入狐貍、老鼠等未經檢驗檢疫的動物肉制品，冒充羊肉銷售至江蘇、上海等地，涉案金額達到1000多萬元。

　　在這樣的背景下，這個司法解釋的出臺顯得頗為應景，但事實上，食品安全是一個早已經被反復討論的問題，對相關違法行為明確量刑標準固然是件好事，但若指望能起到殺一儆百的作用，恐怕又有些過于樂觀。

　　在食品安全問題背后，已經不再是簡單的量刑標準的問題，而是這個社會對于底線的失守。道德的底線固然是法律，對于這等明顯違法的行為，談道德有些過于輕佻，就應該揮舞法律的大棒進行懲治。這樣的觀點確實沒錯，這些毒害他人的違法者沒有任何被姑息的理由，但法律和道德并不是涇渭分明的，在種種挑戰底線的行為背后，更讓人憂慮的是一種關于人的行為方式的危機。

　　在此之前，就有人精辟地指出，食品安全的現實就是“你吃我的毒豬肉，我吃你的蘇丹紅”。如今這樣的現實又有了更加鮮明的注腳，繼河南新鄉出現農民不吃自種的造紙廢水澆灌的糧食后，在山東濰坊，農民因為對施用的農藥“神農丹”危害性都心知肚明，對使用過這種劇毒農藥的姜根本不吃。

　　要想走出這種人的行為方式的危機，需要依靠的不僅僅是針對違法者的重典，更是執法者即監管部門的責任心，包括標準制定、檢驗和長效而嚴格的執法。監管能最大程度上盡到其應盡的職責，是改變人們行為方式最需要的正能量。正如茅于軾在《中國人的道德前景》中所說，要想啟動人們心中的道德資源，政府的作用具有關鍵地位。

　　事實上，在諸多食品安全違法事件中最可怕的未必是違法者的囂張，而是在其背后大多有著監管不力的魅影。在福建漳州南靖縣，兩名被當地鎮政府雇請來負責無公害處理病死豬肉的工作人員，將撿來或以幾毛錢一斤買來的病死豬，私自屠宰后，運往湖南、江西、廣東等地，最終流向了餐桌。

　　如此惡性的事件，可以說是在監管部門的眼皮下發生的，而在“毒姜”事件中，檢測甚至是由姜農自己送樣品。在種種亂象背后，與其去追問做人的底線何在，不如去思索違法者為何不再去顧及底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