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媽媽的單親孩子：活了24年 我從沒見過她一次

　　原標題：“逃跑”媽媽

　　這是一次遲到了近24年的通話。

　　電話從廣東打來，那端傳來一位陌生女人的聲音，不太標準的普通話帶著些貴州口音，對方自稱是河北小伙兒孫小隆的媽媽。聽到“媽媽”這兩個字，正在吃燒烤的孫小隆不禁愣了一下，坐直了身板，又問了一遍，“你是誰？”

　　孫小隆長到24周歲，還從未見過自己的媽媽，除了一張泛了黃沾了污漬的照片。據(jù)說在他出生兩三個月時，他媽媽就“跑了”，有人見她上了去縣城的車，有人說她去了南方，但沒人知道她到底去了哪里，一溜兒煙般消失在茫茫人海。

　　從小到大，從小學到初中再到輟學，孫小隆不知多少次在彷徨無助時想過，如果自己的媽媽“在身邊多好”。都說有媽的孩子是塊寶，沒媽的孩子像根草，孫小隆覺得自己就是棵“沒人管的小草”，在角落里生長，人生路上跌跌撞撞。在廣闊的土地上，或許少有人注意，還成長著一撥撥與孫小隆同命相憐的蒲草，在社會的洪流中飄搖，柔弱又堅韌。

　　自20世紀80年代而起的中國農(nóng)村青壯年勞動力的鄉(xiāng)城流動，如今已洶涌成一股前所未有的進城務(wù)工浪潮，幾乎席卷、激蕩、重塑著每個鄉(xiāng)村。近3億農(nóng)村勞動力從土地上剝離涌向城市，在那里堆砌著令人眼花繚亂的城市文明，催熱了的商品經(jīng)濟，而在被浪潮甩在后面的農(nóng)村家庭、被城鄉(xiāng)撕扯的農(nóng)村婚姻已是危機四伏。根據(jù)201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diào)查資料推算，全國男女離婚合計人數(shù)有3048.84萬人，其中農(nóng)村（包括鎮(zhèn)和鄉(xiāng)村）離婚人口合計1678.77萬人。

　　我國離婚率已連續(xù)攀升了15年，每個增長的千分點背后就是眾多家庭的分崩離析，那些從婚姻中出走的農(nóng)村媽媽可能還會增多。而在每個轉(zhuǎn)身而去的媽媽背后，或許都有一個或多個被留守家中的孩子，正探著頭，踮著腳，望著媽媽離去時的方向。

　　“沒媽的人就是跟別人不一樣”

　　進入冬月，大風連刮幾天，隴原上那零星的綠意就被刮個干凈。站在甘肅省靖遠縣北城小學望去，除了遠處的山上還掛著些白晃晃的雪，四周環(huán)繞的山皆是不同程度的灰黃，一片疊著一片，山腳下，黃河則在這里打了個類U型彎，甩尾繞山而去。

　　在北城小學念書的陳箏也想越山而去，找她的媽媽。3年前，她的媽媽就是跨過這條母親河，離家出走了。

　　“現(xiàn)在和誰在一起生活？”

　　“爺爺奶奶爸爸姐姐弟弟。”陳箏有些羞怯地說。她今年9歲，瘦瘦黑黑，頭頂著個“朝天揪”，愛低垂著眼睛，紅撲撲的小臉上總帶著羞答答的笑。

　　此時，不知誰突然喊了一聲“她沒有媽媽”，有那么一瞬間，場面有些尷尬。但班上有的同學——在八九歲的年紀——仿佛并不覺得，“我也沒有媽媽”“我也是”“我也沒有”……一些同學紛紛舉著手，爭先恐后地嚷著。

　　陳箏所在的班級有16名學生，其中6人單親家庭，擴大至北城小學所屬的雙龍學區(qū)，這個單親數(shù)字則從2016年的26人逐年上升到2018年的55人。而在離孫小隆家不遠的河北省大名縣孝廉小學，800名學生中也有28人單親。這些單親家庭中多是母親離家，有的是父母離婚后媽媽離家出戶，有的婚也沒離，媽媽就不聲不響地走了。

　　提起自己的媽媽，有孩子直說“嫁漢去了”，還有的說“跑了”，也有孩子憤憤地說，“我不想她！她是個壞女人”，甚至有孩子拉著記者去她的家里，想讓記者做她的媽媽。問到陳箏時，她沉默了好一會兒，眼睛盯在地上，兩只小手捏在一起，像不知該往哪兒放才好，極小聲地在記者湊上去的耳邊說了句，“想她。”

　　這是她的秘密，她不敢在家里提起媽媽，說“想她”更需要勇氣。一提起，奶奶就會“連著拉長著臉好幾天，會不高興”，如果被發(fā)現(xiàn)偷偷聯(lián)系媽媽肯定會挨罵，她害怕。媽媽離家四五個月后，突然回來看她和姐姐弟弟，結(jié)果被攆出了門，媽媽只好站回了大門口，孩子們就撲過去抱著媽媽哭。后來不知怎地，家里親戚就和陳箏媽媽就打了起來，大人們的打罵聲、孩子們的哭聲頓時混成一片。

　　哭完，日子延綿如舊。陳箏到了上學的年紀，白天就去上學，掙回來不少獎狀；晚上在家?guī)椭床恕⑽闺u，頭發(fā)、衣服都是自己洗，作業(yè)一般趴在偏房的炕上或茶幾上寫。偏房里燈光昏黃，炕占了大半個屋子，上面鋪著一層薄薄的褥子，堆著幾床臟舊的被子。困了，陳箏就自己去睡。

　　在她的童年里，可沒有什么睡前故事或毛絨玩具，沒有誰在旁邊盯著寫作業(yè)還要被氣得“肝兒疼”，不會有媽媽的嘮里嘮叨，也沒誰可以撒嬌，大夏天還要去幫別人摘枸杞掙錢，幾乎沒人留意過陳箏從沒過過生日，她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生日是哪一天。

　　想媽媽時，憋在心里難受，陳箏就會悄悄告訴她的二姐姐，實在想得厲害，就偷偷記下手機號溜到村里的小賣鋪給媽媽打個電話，給她說著“彩筆沒有油了”這樣的瑣碎事。她在作文中還涂涂抹抹地給媽媽寫了封從未寄出去的信，信中寫道：“媽媽您好，我好想你，你這么這么多年不回來，這是怎么回事呢？”她暗暗下決心，要好好學習，長大去找媽媽，照顧媽媽，“不要再讓媽媽打工”。

　　孫小隆也想過去“南方”找他媽媽，他從不曾體會過有媽媽是怎樣一種感覺。

　　襁褓里的他吃著玉米糊長大，個頭長不高，偏瘦。剛懂事時，他還會追問媽媽去哪兒了，家里人總說“大人的事，小孩子別多問”。但小孩子之間總難免提起，孫小隆記得上小學時，總被人指著鼻子罵，“他沒娘”“野孩兒”……對于他來說，要么攥緊拳頭忍，要么就舉起拳頭打。但他常是被打得鼻青臉腫的那一個，等回家被問起打架的緣由，又免不了一頓罵。

　　孫小隆心里委屈，卻不知道該怪誰。他有時會恨那個從未見過的媽，恨他爸和家里人，甚至恨自己，他不明白為什么別人都有媽媽，自己沒有，“會覺得對自己不公平，總覺得自己缺了些什么，會自卑”。

　　等長大了，他也就不再問了，只是有時會想起那個從沒見過的媽媽在哪兒，過得怎么樣，以及為什么丟下自己——這是個心結(jié)，他想當面去問個清楚，去解開它。

　　“那種感覺，沒人理解，至少有媽的人不懂。”孫小隆甚至覺得自己可以本能地甄別出一個人有沒有媽媽，“沒媽的人就是跟別人不一樣”，他樸素地認為，“這個人要么脾氣特別暴躁，要么特別不愛說話。”

　　在過去10多年間，蘭州大學高等教育研究院鄧紅博士也一直在圍繞農(nóng)村留守兒童，包括單親留守兒童的生存現(xiàn)狀進行調(diào)查研究，她的發(fā)現(xiàn)和孫小隆的結(jié)論竟有些許相通之處——媽媽外出家庭里的孩子，要比爸爸外出家庭中的更加情緒化。

　　“母親與孩子情感上的交流、對孩子生活上的關(guān)懷是父親很難做到的，包括母親的很多語言都是互動性的，爸爸則是指令性的。”在鄧紅看來，孩子是一個家庭的“復印件”，和監(jiān)護人的表現(xiàn)息息相關(guān)。

　　離家3年多，陳箏的媽媽偶爾會通過給丈夫發(fā)紅包，來換取和孩子們短暫的視頻時間。她覺得陳箏變了不少，以前自己帶孩子時“孩子反應(yīng)特別快，鬼點子很多”。

　　“不想上學了，沒意思”

　　或許因同樣來自單親家庭，剛滿30歲的班主任王耀很快就注意到了陳箏——半年前，他來到北城小學不久就發(fā)現(xiàn)，陳箏不愛發(fā)言，即便被老師叫起來回答問題也不說話，課間別人去玩，陳箏就在一邊看著。

　　“其他幾個單親孩子也是比較內(nèi)向、敏感。不比我小時候，現(xiàn)在的小孩子其實什么都懂，我那時（爸媽離婚時）還比較懵懵懂懂。”在王耀看來，陳箏算是很自律的學生，有些單親家庭的學生就很難管教，課堂搗亂、不寫作業(yè)、打架。

　　前不久，班上有名學生三番五次不交作業(yè)，王耀急了，追問她為什么不交作業(yè)，誰知這名學生突然哭了起來，邊哭邊說自己想媽媽，想到?jīng)]法寫作業(yè)……他猜想，“也許，這些孩子是想通過這些行為來吸引同伴或老師的關(guān)注，得到他們的反饋。”

　　1000多公里外，孝廉小學（鄉(xiāng)村小學）校長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村里孩子媽媽一走，爸爸一般就去外面打工，有的直接在外面另組家庭就不回來了。很多孩子由爺爺奶奶帶著，也有一些跟孤兒差不多。” 眼下讓張建華頭疼的是，由于隔代撫養(yǎng)，學校這28名單親家庭學生普遍生活、學習習慣比較差，最大的問題是不愛寫作業(yè)。

　　記者在與張建華一起走訪單親家庭學生張歡家時，一進屋便聞到一股嗆人的煤氣味，有同行者實在聞不下去就閃到了屋外。然而張歡和姐姐張圓兩人卻全然不覺，正坐在離電視機不足1米的地方，聚精會神地看電視。電視機是她們唯一的玩具，在這約20平方米的房間里，還放著兩張大床，一張睡人，一張充當她們的“書桌”。但她們要先過完“電視癮”才去寫作業(yè)。

　　“我認的字都忘了，作業(yè)都是她們自己寫。”張歡張圓姐妹倆由50多歲的奶奶拉扯。她們的生母在生下她們沒幾天就去世了，后來爸爸又給她們?nèi)⒒貋硪粋€媽媽，給她們生了個弟弟，但在一起生活五六年后就離了婚，弟弟也被后媽抱走了。后來張歡張圓爸爸常年在外務(wù)工，一年回來的次數(shù)一個巴掌就能數(shù)過來，不過父女可以經(jīng)常視頻，張歡總?cè)轮尠职纸o自己買個電腦。

　　奶奶可以說是與孩子最親密的人，吃喝拉撒洗涮都是奶奶跑前跑后去張羅，生病了也是奶奶守在身邊喂水喂飯，晚上睡覺時，姐妹倆都爭著挨著奶奶睡。張歡說她不喜歡待在學校，反倒最喜歡待在家里和奶奶玩，至于以后，她想去打工掙錢，“掙很多錢”，因為“那個傻女人就嫌俺家窮才跑了”。姐姐張圓夢想著當個警察，因為她看電視劇里的警察很帥。

　　對于倆孫女的學習、升學，奶奶倒是順其自然，“她們不是上學的料子，家里墳上也沒那個勁兒。”

　　這也正是讓張建華憂心的地方，“小學正是學生養(yǎng)成好習慣、打好學習基礎(chǔ)的好時期，這時候耽誤了，以后就得費勁了”。他注意到，學校中單親家庭孩子的學習成績往往呈現(xiàn)出一種“兩極化”的趨勢，只有極個別學生學習成績特別好，多數(shù)成績處于中下游的水平，比如說張家兩姐妹。

　　雖說義務(wù)教育階段，總不至于沒學可上，但據(jù)記者了解，在孝廉小學，只有成績拔尖的學生才有資格參加對口縣中的選拔考試，其他學生則要就近入學，進入附近的多所鄉(xiāng)鎮(zhèn)中學。

　　但在孫小隆看來，鄉(xiāng)中是“實在不行的學生才去的”地方，“現(xiàn)在但凡家里有點門路，買得起房，塞也要把孩子塞到縣里頭去上學。”孫小隆小學畢業(yè)后，自己想都沒想就去了鄉(xiāng)中，因為“學習差”“離家近”“不用花錢”。

　　回想起來，孫小隆覺得初中和小學過得差不多，除了離鄉(xiāng)上的網(wǎng)吧更近了。老師一不留神，他就會偷偷溜出學校去泡網(wǎng)吧，那時候的QQ號還沒超過8位數(shù)字，他喜歡在QQ上和別人聊天，喜歡打些網(wǎng)絡(luò)游戲，“網(wǎng)上比身邊要熱鬧”，這會讓他覺得自己沒那么孤單。對此，除了有位同村的老師偶爾敲打敲打，根本沒人管，加上底子差，又總是和人打架，沒多久他就從學校跑了出來，“不想上學了，沒意思”。

　　對于輟學這個決定，孫小隆的家人也支持，“覺得成績不好也考不上好大學，還不如去打工，一個賠錢，一個賺錢，十幾年下來能差二三十萬元”。在孫小隆所在的村里，初中就輟學去打工的并不鮮見，外出務(wù)工已成為村里青壯年的主流生活方式，甚至是離開學校的年輕人的人生“必由之路”，“考上學算哪門子光榮，誰掙了錢開上車，縣城里買了房才算出息”，對城市、對金錢的躁動似乎彌漫在整個村子。

　　不過，當時只有14歲的孫小隆對掙錢也沒太多概念，只是覺得打工“好玩兒”，身邊都是同伴。此后10來年，孫小隆四處打工，在鞋廠流水線上干過活兒，在飯店當過廚師，最近又在物流公司開大貨車，一個月拿8000元的工資，算是迎來了“人生巔峰”。

　　“在這個家不歡樂、不自由”

　　孫小隆計劃著攢攢工資，再借些錢，買房、娶媳婦……那通突然來電卻不在他的計劃之內(nèi)，讓他有些慌亂。

　　他記得有次看到別人網(wǎng)上尋親成功，心里一動，試著把他媽媽留下的那張照片發(fā)在了網(wǎng)上，沒承想真會有人打電話來。于是，過了24年，孫小隆終于和“媽媽”隔空進行了人生中的第一次對話。

　　他有太多問題要問，但之前縈繞心頭的很多話一時都梗在了嘴邊，腦子里一片空白。在那持續(xù)了近兩個小時的通話中，孫小隆記得自己一會兒哭，一會兒笑，仿佛這20多年積攢了太多的情緒，相互碰撞、撕扯，最終爆發(fā)。

　　在電話那端，孫小隆媽媽不知說了多少遍“對不起”。但再多的道歉又怎能彌補得上那消失的24年？那聲“媽”，孫小隆怎么也叫不出口，他始終不能釋懷，“她為啥扔下我走？為啥？”他為她想好了太多可以不這樣做的理由。

　　而關(guān)于這個問題，孫小隆的媽媽卻不太愿意對記者多提。她是貴州人，20世紀90年代初，當?shù)亓餍型獬龃蚬ぃ睬巴鶑V東討生活，在那里認識了孫小隆的爸爸。1994年，兩人回到河北結(jié)婚、生子。但孫小隆媽媽發(fā)現(xiàn)這里的空氣干燥，飲食也不習慣，最重要的是和婆婆不好相處，“我弟弟來看我，生怕我弟帶走她家的東西，還翻我弟弟的包袱”。雞零狗碎的事情多了，孫小隆的媽媽覺得過得憋屈，便決定生完孩子回娘家去。婆婆不讓走，她就偷偷走了，后來就再沒回來。

　　婆媳矛盾可以說是一個千古不破的難題，“它使得任何一個男人如果想維系家庭就不得不遷就妻子，也就是說，婆媳發(fā)生糾紛時他必須站在妻子一邊，否則家庭就可能出現(xiàn)分裂。”武漢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劉燕舞曾在湖北省某村調(diào)查時發(fā)現(xiàn)，婆媳矛盾導致的家庭分裂雖不普遍，但其影響和威懾作用很大。

　　陳箏的爸爸也選擇站在自己母親那邊，陳箏媽媽覺得在家里活得沒有任何地位，實在忍不下去就走了。村里，像陳箏媽媽這樣離婚或出走的媽媽有10來位，“有的因為婆婆，不過很多都是因為在外面打工，打著打著就跑了。”一位留守村里的年輕媳婦告訴記者，村里人主要靠種地和種大棗為生，近幾年棗子都賣不出去，不少村民就任它爛在枝頭。近看，顆顆干癟的紅棗像是一個個被剪了燭芯、蒙了灰塵的燈籠，懸在空中。

　　“家里掙不了錢就得出去（打工），不出去的話就一個人在家，伺候完老的伺候小的，還有干不完的活兒，一年四季都要去剪棗樹枝，你們不知道剪棗樹枝多累！”這位年輕媳婦有些抱怨說，“像我這樣愿意留在家里‘活受罪’的，不多了。”

　　河北冀南某村，老黃家的兒媳在二女兒還沒滿周歲時，就慌著出去打工，非要去天津（她老公是在北京打工）。不到半年，兒媳就鬧離婚。老黃在二人離婚后收拾東西時，在柜子里不經(jīng)意翻出兒媳的日記，讓他驚訝的是，上面寫著她與另一名男子的聊天記錄。

　　“都是手機惹的禍！她生了二丫頭，在家就天天玩手機！”兒媳不想去北京打工時，老黃心里就隱隱有些不安，他以前常在新聞中看到，很多外面打工的，兩口子不在一塊兒就都離婚了，“這世道，結(jié)婚的沒幾個，離婚的可都排著隊。”

　　而張歡奶奶至今也想不明白她的兒媳婦為什么要離婚，她覺得自己算是個好婆婆， “人家（張歡媽媽）說自己在這個家不歡樂，不自由，誰知道咋才算歡樂，才算自由？”張歡奶奶像在自言自語。

　　或許她可以從劉燕舞這里找到答案。農(nóng)村離婚現(xiàn)象很早就引起了劉燕舞的注意。他根據(jù)201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diào)查資料推算，全國男女離婚合計人數(shù)有3048.84萬人，農(nóng)村（鎮(zhèn)和鄉(xiāng)村）離婚人口合計1678.77萬人，農(nóng)村離婚人口占15歲及以上的農(nóng)村人口的比例為1.44%，而在20多年前，這一比例僅為0.49%。

　　在調(diào)查中，劉燕舞還發(fā)現(xiàn)一個值得思考的現(xiàn)象——在江浙一帶，男性提出的案例較多，而一些在中西部地區(qū)的農(nóng)村，女方提出離婚的更多。

　　“女性的個人意識在覺醒，如果不幸福她們就不再講究、湊合。”在劉燕舞看來，這與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興起的打工大潮不無關(guān)系。外出務(wù)工使得婚姻圈更大、更開放，不僅為農(nóng)村女性提供了再次追求幸福的機會，對于已婚女性也是能夠威懾丈夫的有力武器。因此，夫妻發(fā)生矛盾時，女人不再像以前那樣只會跑回娘家，而是會跑向遠方一個讓任何人都不知道的地方，重新尋找她們的幸福。

　　在這些從婚姻中掙脫身的農(nóng)村媽媽中，記者采訪了解到，有的是丈夫出去打工，自己在縣城陪讀，“陪著陪著人就跟別人走了”；有的是妻子留守家中，在網(wǎng)上和別人聊天，聊著聊著夫妻也就散了；有的妻子出去打工，回到家就鬧離婚，離婚不成就直接躲起來跟別人過日子；因外出務(wù)工而組成的“臨時夫妻”也不是少數(shù)。

　　“也許某一天，丈夫突然看到又跑回來了的妻子，很可能她不是想重歸于好，而是來要求辦理離婚手續(xù)。”劉燕舞說，這種想法像瘟疫一樣在村莊里面擴散，因此，當看到離家出走后4年杳無音訊的女人回到村子里時，很多村民想到的不會是女人終于回來了，而是女人終于要回來離婚了。

　　至于孩子，大多數(shù)離婚媽媽選擇留給男方。“在丈夫與自己，在孩子和自己這兩對關(guān)系中，她選擇了自己，這其實是一種觀念的深層次變化，即家庭幸福觀念在向個體幸福觀念的轉(zhuǎn)變。”劉燕舞說。

　　“如果有媽，我的人生可能會不一樣”

　　但這不是劉燕舞所期待的“個體化”，只講權(quán)利而忽略責任。

　　他曾在村莊調(diào)查時，遇到過一位媽媽走掉了的單親女孩，就那么怯生生地站在爺爺奶奶身邊。劉燕舞能明顯感覺到她和那些同樣是爺爺奶奶帶著的留守兒童不一樣，“這些孩子會無數(shù)次面臨來自各方的‘你媽媽跑了’這樣或明或暗的提醒，而留守孩子所面臨的也許只是‘你媽媽什么時候回來’。這樣的‘提醒’對孩子的心靈創(chuàng)傷，我們可以去想象。”

　　所以有時看到這樣的家庭或孩子，劉燕舞是“真的不忍多問”，或者也不敢多問，“目前真的沒有好的辦法，問多了就會感覺跟他們一樣絕望”。曾經(jīng)有位村里的婆婆誤以為他是上級派下去了解民情的，就找到他，“問我能否幫孩子把媽媽找回來，我只能很殘忍地告訴她，我沒有這個能力”。

　　大概同樣因為無能為力，張圓在5歲時就在心里決定不再想媽媽，她感覺自己因為沒有媽媽“受了很多屈”。有另一個來自單親家庭的小女孩問她，“如果你在快手上找到自己的媽媽，你會不會聯(lián)系她？”

　　張圓想了好一會兒說，“不會。”

　　但張圓總還會夢到一個女人，“她總戴著面具，看不清，但我認為那就是我媽媽。”

　　年齡越大，他們或許可以越好地深埋那些關(guān)于“媽媽”的秘密，更能控制自己不去觸摸那些或深或淺的傷疤。在甘肅省古浪縣第四中學，一所鄉(xiāng)鎮(zhèn)寄宿制中學，多數(shù)單親學生不會告訴別人自己的家庭情況。但一提媽媽，他們有的還是瞬間紅了眼眶，有的變得沉默，有的還在把媽媽曾說的夢想當作自己如今努力的方向。

　　面對這些孩子，自己能做些什么？是北城小學教師王耀一直在思考的問題。

　　除了正常上課，王耀只要課間不忙就陪著班里的同學玩游戲，與孩子聊天談心，有時中午做飯會叫學生一起來吃，偶爾還會給他們買些作業(yè)本等小物件，但不會表現(xiàn)得刻意關(guān)注單親孩子。

　　慢慢地，王耀發(fā)現(xiàn)，這些看似內(nèi)斂、孤僻的單親家庭孩子，內(nèi)心很渴望別人的關(guān)注和關(guān)懷，“它們就像扇虛掩的門，渴望更多光照進來，如果你愿意去試一下，就能打開”。記者注意到，王耀班上，有些孩子下學后仍喜歡賴在學校，老師一遍又一遍催他們回家還是不走，“因為他們覺得這里有人陪他們”。

　　甘肅古浪縣第四中學則要求全部學生寄宿在學校，統(tǒng)一的住宿條件、餐食，老師也和自己班的學生們住在同一樓層，吃在同一個餐廳，學校正在盡最大的努力來營造一種“家”的氛圍。

　　該校副校長薛天魁告訴記者，作為經(jīng)濟欠發(fā)達的生態(tài)移民區(qū)學校，很多學生的家長不在他們身邊。學校想多為家長承擔些責任，以學校的臨時性家彌補了真實家庭的缺失，讓學校里豐富的生活感染學生，使家長安心打工，學生安心學習，所以“不管是留守，還是單親的孩子在這里都是平等的”。

　　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xiāng)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雷望紅在進行田野調(diào)查時也發(fā)現(xiàn)，在條件允許的條件下，學校進行寄宿制管理，學生大量時間在學校生活，學校在課外通過大量的文娛活動、師生深度交流，可以淡化家庭缺位和母親缺失帶來的影響。

　　不過薛天魁也坦言，寄宿制并不一定適合所有年級的所有學生，“什么時候適合寄宿，這也是值得思考的。”

　　“在幼兒階段，孩子最重要的人是爸爸媽媽，在小學低年級階段是老師，高年級以后便是自己的同伴。”鄧紅覺得，如果家庭和學校能將這些因素進行良好的鏈接，這些單親孩子不會和其他孩子有顯著性差別，“最怕的是家長放棄了，學校不要了，孩子過早跑出去，跟著壞人學壞了。”

　　如今，在這些單親家庭的農(nóng)村孩子中，有的正夢想著考大學，有的正為順利升入高中奮戰(zhàn)，有的已經(jīng)成為一名教師，有的成了大貨車司機……也許曾被拋棄，不過他們沒放棄自己。

　　這個春節(jié)過后，孫小隆的媽媽說會過來看他，他既期待又有些緊張。他說，“如果有媽，我的人生可能會不一樣。”

　　“會有什么不一樣？”

　　“我也不知道……”

　　（應(yīng)采訪者要求，文中孫小隆、陳箏、王耀、張歡、張圓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