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水屯北路一處建筑工地，工人們加班加點，只有休息時才能憧憬并不遙遠的城市夢。 記者王鋒 攝2015年1月10日，當很多外出打工的人都在忙著搶購春運火車票時，盧福河并不著急。近幾年來，他已把開著價值幾十萬元的豪車回家過春節當成了一種“衣錦還鄉”的必備程序。他也讓手下40多名農民工不要著急，大不了他包一輛大巴車送大伙回家。
24年前，盧福河成為改革開放之后較早的一批打工者；大約12年前，當農民工討薪問題逐漸成為社會熱點時，他為了給手下的工人發放拖欠的工資，無助地在泉城廣場叫賣建設方給他打下的巨額白條。如今，農民工的日工資大大上漲，農民工工資拖欠問題在很大程度上也得到有效解決。在此背后，是他們關于自己的簡單而枯燥的奮斗、關于家人的不斷遷徙的牽掛、關于夢想的“多年媳婦熬成婆”的滿足、關于鄉愁的深入骨髓的傳統歸宿。
正如27歲的農民工畢冠軍所說，和濟南其他數百萬的外來務工人員一樣，大家都是追夢人。有幾許收獲，自然也有些許失落，而關于夢想的故事，一直都在。
關于自己的一場簡單而枯燥的奮斗：電視只能看山東臺為顯有人氣，會一直播放著
1月10日，工地難得地放假休整。在濟南西客站片區一工地板房里，畢冠軍斜靠在床鋪上，和工友們閑聊。他們合計著，想去泉城廣場逛逛。
“那里美女多。”記者開玩笑地說。“哈哈，對。他們沒結婚的可以去飽飽眼福。我們這些結了婚的，就是單純地溜達溜達。到這個城市一年多了，總得有所融入吧。”畢冠軍是菏澤人，雖然只有27歲，但已是兩個孩子的爹，女兒6歲，兒子3歲。
“孩子都在老家，沒辦法，成了留守兒童。”畢冠軍坦言，對于農民工來說，留守兒童、留守婦女、留守老人是他們不得不面對的問題，也是他們無論身在何處都有所牽掛的根源。雖然每天能在工地掙上200元錢，但他覺得挺對不起孩子，他怕孩子缺少父愛和母愛。
為了解決夫妻兩地分居的問題，畢冠軍讓妻子也來到濟南，在市區一單位當了一名營業員。兩人在劉堂小區租房居住。每天收工后，他騎電動車走上4公里的路回家，在這個異鄉過起二人世界。
和畢冠軍同一個宿舍的田峰今年48歲，是大家眼中的“知識分子”，因為他特別愛看書，總是書不離身。但記者在他的床鋪上并沒有看到書。“他看的全是電子書，用的是智能手機。”見記者很詫異，愛好打牌的高福生在一旁解釋。“上網費貴不貴？”記者問。“他哪里舍得花上網費啊，都是在大商場蹭人家WIFI時下載下來的，然后‘帶’回工地來看。”
畢冠軍替工友感嘆，要是工地能給大家提供免費的WIFI就好了。“我們一般下午5點就收工了，尤其是那些單身漢，在宿舍里面干耗著，太無聊了。”
記者指了指宿舍里的那臺破舊的電視機，高福生立馬明白了。他說：“這個破電視機只能收看山東臺，畫面還不清楚。”盡管如此，每次在宿舍和工友打牌時，他仍會讓電視機有一搭沒一搭地播放著，顯得宿舍有人氣。
高福生在濟南打工三年，去過濟南不少地方。每天的日子簡單枯燥，但他和工友認為，這是一種奮斗。濟南有三四千個大大小小的工地，干活的大都是農民工。每個人都如螞蟻一樣，在高樓大廈里穿梭個不停，甚至在腳手架上擦拭汗水的間隙，也來不及對這個城市進行一次遠眺。他們告訴記者，他們顧不上，也不允許。在腳手架上必須專心致志，一旦分神，很容易一腳踏空，他們的夢也就破滅了。
當他們經過某一棟已經蓋好的大樓時，他們的內心是無比自豪的。“樓”高人為峰，他們曾經為這棟樓、為這座城市“峰”過，也瘋狂奮斗過。
關于家人的一份不斷“遷徙”的牽掛：一個3歲的小娃娃，已在濟南工地“戰斗”近3年
來自山東巨野縣的孔令澤今年3歲，但已在工地上輾轉“戰斗”近3年了。1月10日下午，記者在槐蔭區一工地與他偶遇。他駕輕就熟地在工地宿舍的板房里穿來穿去，幾乎所有碰見他的工人都會笑著和他打招呼：“孔令澤，又來視察工地啦。”
今年40多歲的高愛景是孔令澤的奶奶，在天橋區的一個工地負責給工人做飯。她的丈夫和兒子在槐蔭區的這個工地干活，她經常在周末孫子不上幼兒園時帶著孫子來到此處看望丈夫和兒子，小小團聚一下。高愛景告訴記者，2003年，她跟隨丈夫到濟南打工，農民工的酸甜苦辣她十分清楚。每次給工人做飯菜，她都盡量多放肉、多放油。
“在我孫子出生50天時，他媽媽就去南方一電子廠打工去了，當領班。”高愛景表示，為了不耽誤兒媳婦的前途，她當時就帶著孫子來到濟南，開始了在各個工地間不斷“遷徙”的生活。“天橋這個工地是給一家單位蓋辦公室的，部分房間已經蓋好，我就和孫子在里面住，挺寬敞的，哈哈。”她給自己寬心。
每天早上5點，當孫子還在夢鄉里時，高愛景已經開始給工人做飯。伺候工人們吃好飯后，已到早上6點半了。草草吃點兒飯，趕緊將孫子送到附近的一家幼兒園。安頓好孫子，她便趕往菜市場，為工人們買菜，準備午飯。
記者發現，不管在哪個工地里，孔令澤都當仁不讓地成為大家的核心。工友們不時地將零食塞到孔令澤手里，這個3歲的小男孩讓他們想起了自己遠在老家的娃。在他們的手機里，屏幕上幾乎全是孩子的照片。那一張張天真爛漫的笑臉，總是能夠讓他們端詳很久，給他們枯燥的生活帶來笑意。孩子，是他們堅持不懈的動力。
如今，濟南不僅有無數幼兒園接納農民工子女，還有很多農民工子弟學校為遠道而來的農村娃提供學習的場所。他們的父輩，建設著這座城市，見證著這座城市的成長；他們，也將越來越多地融入這座城市的改革發展中。
關于夢想的一個個愿望實現了：打工20年，在濟南買了房買了車
盧福河在濟南承包了多個工地，手下的工人不是同村的老鄉，就是他的親戚。因為熟人可靠，也因為大家信得過他。
他曾經是農民工討薪行列里的“風云人物”。1991年至今，他一直在濟南打工。開始的幾年，工錢少，討薪難度也不大。但從2000年前后，建設方欠薪的現象開始多了起來。當時要錢的形勢不好，也沒有人愿意出頭為大伙要錢，很多時候都要不回全款。
他說：“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算得上是‘山東討薪農民工第一人’。”那是2003年11月，因為建設方拖欠10多萬元工錢，給他打了白條。無奈之下，他跑到泉城廣場附近，“打折”叫賣白條。此事引起《濟南時報》獨家關注。隨后，《濟南時報》與濟南市相關部門聯合成立“農民工維權熱線”，組織全市720名律師為農民工維權，共幫助近2萬多農民工討回欠薪1800余萬元。
2004年9月，盧福河和36名工友干完了一筆10萬多元的工程。當他們去要工錢時，建設方只給了他們一張5000元的就餐卡。吃也不是，不吃也不是，無奈之下，他帶著36名工友，心情無比復雜地吃了他們有生以來第一頓“豪華”午餐——在經十路東部的一家酒店包場，花去2500元血汗錢，吃了一頓自助西餐。邊吃，大家邊心疼得流淚。那頓飯，他無法下咽，獨自躲在酒店外掩面哭泣。
再后來，很多農民工慕名找到他，求他幫忙討要工錢。有一段時間，他成了很多建設方恨之入骨的農民工，很多工程都不愿意讓他去干。
回想當年，盧福河頗有感慨地說，2003年到2005年之間，是討薪最艱難的時候。后來，國家著力解決農民工討薪難的問題，各個地方也出臺了很多措施。2013年，濟南市城鄉建設委等七部門聯合出臺了《關于進一步加強建筑領域農民工工資防欠清欠工作的意見》，要求進一步健全農民工工資拖欠問題協調處置機制，建立農民工工資防欠清欠聯席會議制度、農民工工資糾紛應急處置機制、欠薪應急墊付制度等。2014年下半年，山東省住建廳下發《全省清理拖欠建筑業農民工工資三年行動實施方案》的通知，要求到2017年建筑行業農民工勞動合同簽訂率達到65%以上，工資按月發放率達到80%以上。今年1月6日，山東省住建廳發布《關于改進和加強建筑業農民工工資制度管理意見》，規定今年起嚴格實行建筑企業用工實名制，上一年度嚴重拖欠工程款和農民工工資的，保證金繳存加倍。“現在基本上很少拖欠農民工的工錢了，農民工在城市里打拼，越來越有安全感。”
如今，盧福河在濟南買了大房子，還買了一輛價值數十萬元的豪華轎車，女兒在濟南讀師范學校，兒子在濟南上小學，一家人其樂融融。
關于鄉愁的一種深入骨髓的傳統歸宿：最擔心火車票買不到，提前在工地備好老家傳統菜
在畢冠軍所在工地旁的另外一個板房區里，住著大約200名四川農民工。今年33歲的龍海陽來自四川巴中，和妻子一起在濟南打工，承包的是木工活兒。一個只有幾平方米的板房里，鍋碗瓢盆、柴米油鹽占去了三分之一的空間，剩下的空間擺放著兩張均是上下鋪的床。上鋪堆放著雜物，下鋪用窗簾隔成了密封的蝸居。
東側床鋪歸龍海陽和妻子所有，西側床鋪則屬于另外一對四川夫妻。床與床的距離僅有一米多寬，雖然隔著窗簾，但呼吸聲清晰可聞。龍海陽對這樣的蝸居已經相當滿足，畢竟這里有著相對“私密”的二人世界。
“木工的工錢相對來說高一些，一天三四百元，但我們的工作量不是常人能夠想象的。每天凌晨4點就起來干活，晚上8點才收工。早飯基本上不吃，有時候也來不及吃午飯。晚上收工晚，我們就在宿舍里自己做了吃。”為了遠在老家的父母和兩個娃能夠過得好一些，他們也是蠻拼的。
南方人有熏臘肉的習慣，在工地板房的窗戶外、屋檐下，懸掛著一些熏臘肉和熏臘魚，散發出特有的香味。龍海陽的屋檐下也掛了幾條已經熏干了的魚。
“年貨都置辦好啦，你們過年不回家嗎？”一個來自北方的農民工問龍海陽。
“回呀。怎么能不回？必須回。先備一些年貨，免得回家后太匆忙。”在龍海陽老家，大魚大肉地招待客人是過年的老傳統，他可不敢丟。至于回家的火車票，他還沒有買，也是他最擔心的一件事。“現在還不知道什么時候放假，所以不知道該買哪一天的。就算買站票，也得回家去！”
千萬里，我一定要回到我的家。這是深入骨髓的歸宿。
記者手記
追“夢”人安子：20年的“媳婦迷”
安子18歲外出打工，距今已經20年。安子是我的同村人，小學一年級留了三級等我，終于和我攜手并進，一起小學畢了業。自此，我一味習文，他癡迷“求武”。18歲那年，不屑于在縣城打拼的他決定闖蕩江湖，追逐他的“大俠夢”。
這一追，便是20年。電視劇《二炮手》近期大熱，孫紅雷飾演的賊九是個“媳婦迷”，看上了楊巧兒，鬧出不少“執迷不悟”的笑話。安子也是一個“媳婦迷”。因年長我幾歲，他常以大哥自居，“改天讓你見見你大嫂”成了他每次見我必談的話題。
關于“大嫂”，版本有很多個，但我一個也沒見著。當我還在湖北讀高中時，他那時雖“遠”在山東打工，但總算戀家，每年過年都會回村，向我顯擺“大嫂”對他的種種好。一件衣服穿得臟兮兮的，老是不見他換下來洗一洗，他說：“這件衣服老貴了，這可是你大嫂給我買的。她很愛我。”
關于“大嫂”的話題，他也常常對我長吁短嘆。“你那個嫂子跑啦，說我掙錢不多。”“你那個大嫂想讓我當上門女婿，我怎么能答應呢？”如此這般，“大嫂”頻頻更換，關于“大嫂”的戲碼不變。
在我大學畢業后，他有時候會歡呼雀躍地、不分時間地、半夜三更地給我打來電話：“老弟，我和你大嫂剛吃完宵夜，你這個大嫂對我可好了，來來來，你和你大嫂說兩句。”電話那頭果然是一個女子，說話也算靠譜，我頓時覺得安子有了依靠。
遺憾的是，安子屢戰屢敗，“大嫂”始終沒能娶回，歲月也在追“大嫂”的路上蹉跎了。2014年國慶，我倆有幸在湖北老家見了一面，我開導他，好好找一個女子娶了，安心過日子。他不再心高氣傲，對過往的大嫂進行了總結。“你以前那些大嫂啊，都是我在打工途中認識的，又都是外省人，不愿意跟我回老家。再找的話，我一定找一個同鄉人。”
就在上個月，安子寄來請柬，他要結婚了。“你大嫂也是我們湖北人，二婚，愿意跟我回老家。”“那就安心在家種地過日子吧。”我說。“我和你大嫂商量好啦，我倆結婚后，一起到濟南打兩年工，然后回家當農民。”
他依然有夢。 (記者黃智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