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那以后，孫艷梅和王華軍打定主意：以后咱誰也不用，就憑咱自個兒，誰讓咱自個兒養的。咱掙干的吃干的，掙稀的吃稀的。

　　學習這件大事

　　因為自己家養了4個孩子，王華軍從來不跟別人比什么。只有一件事例外，就是孩子們的學習。

　　王華軍上高中的時候，成績不錯，他參加過高考，只差5分沒考上大學。他一直挺后悔，當時考上大學的高中同學，大部分在海林市里混得不錯，“這個長，那個長的，出門都開著小汽車，還有當律師的”。對比自己的境況，他后來很少參加同學聚會了。

　　四兄妹被海林林業局一中接收后， 王華軍擔心農村孩子基礎不行。他找木頭釘了塊小板，刷上黑漆，又在村大隊裝修房子扔掉的廢物堆里，撿了一大盒彩色粉筆。

　　等孩子們放暑假回來，王華軍自家的小課堂就開始了。

　　他蹲在地上講，孩子們趴在炕上聽。主要講下個學期要學的數學，順帶著輔導一些英語語法。講完例題王華軍還會出題給孩子們做，然后挨個檢查。

　　“最怕他給俺們上課。”“做題做不出來就得挨打。”“俺們都希望趕緊到中午，好去我奶家吃飯。”孩子們齜牙咧嘴地回憶道。

　　“王富被打的次數最多。”老四王苑還不忘揭短。這個家庭小課堂持續了3年，孩子們上高中以后，王華軍也輔導不了了。

　　孩子們在“對付”老爸上很有默契。上小學時，只要考試沒考好，王華軍問起來，4個孩子永遠口徑一致，只說名次，不說分數。

　　“農村小孩學習都不咋好，名次肯定比分兒好聽。”比較外向的王毅嘿嘿地笑著說。

　　上了高中，家里只有王苑讀文科，王華軍在屋里的墻上貼了一張中國地圖，一張世界地圖。

　　“我說地理什么的有些很好整，你一閉上眼睛中國地圖和世界地圖不就在你的腦子里么？中國鐵路走什么線，黃河經過哪幾個省，不都在腦子里裝著么？我現在都在腦子里，一說哪個省省會不都在腦子里么？”

　　“我說你們學習不好是你腦子里沒有。他們不行！現在這孩子不行，一點兒壓力沒有！”王華軍無奈地擺了擺手。

　　在家看電視的時候，幾個孩子喜歡看動畫片。王華軍卻總想讓他們看新聞，了解點兒時事。他還推薦了一個節目《海峽兩岸》，但幾個孩子對這個節目并不感冒，放假的時候依舊占著電視看動畫片，王華軍也就沒再堅持。

　　四兄妹在村里的新民學校念完了小學。農村學校沒啥師資力量，王毅記得，一個老師能教好幾門課，教音樂的還教數學，教體育的也教英語。村里面的家庭，但凡有點兒能力，都把孩子送去海林市里讀書。到四胞胎快要小學畢業的時候，包括他們4個在內，只剩9個學生準備在新民學校繼續念初中。

　　村里人念叨：他們家4個孩子，估計是只能在新民繼續念書了。王華軍聽完心里特別不是滋味，他跟孫艷梅商量，無論如何也要把孩子送到海林去讀。“窩在村里就廢了。”

　　2004年，江蘇電視臺曾在南京舉辦過一個多胞胎的晚會。王華軍形容當時的場面：來了好些人，還有挺多明星，胡兵、吳若甫什么的都來了。

　　那次活動邀請了全國各地的多胞胎家庭，他們一家第一次知道，原來四胞胎家庭這么多。但對比之下，王華軍有點兒難過。

　　“人家的四胞胎，多數是城里的，農村的也是條件不錯那種，家里從小兒就培養，學點兒才藝啥的。那小孩一看就參加過挺多節目，都可會說了。”后來在演藝圈小有名氣的“南京四小鳳”也參加了那次活動，還表演了節目，挺出彩。

　　這些王華軍都覺得不算啥，最讓他難受的是，主持人把話筒遞過來，讓每個家庭的小朋友說說自己的理想，人家的小孩都很會說，有的想當歌唱家，有的想當科學家。

　　“話筒遞給俺家老大，他給我崩出來一句：長大想種苞米，種黃豆。哎呀給我這心里氣得！”他打定主意，無論如何得讓孩子好好學習，走出去，多見見世面。

　　那次的南京之行，并沒讓孩子們長很多見識。最后一天，活動方給每個家庭1000塊錢，讓他們自己在南京轉轉。王華軍說，去一趟中山陵，俺們家6個人，1000塊錢就快沒了。后來就去夫子廟，一個人30塊錢。海底世界轉一圈得七八百，也沒去成。

　　孩子們第一次見到了肯德基，也沒進去吃，只是在門口拍了張照片。

　　上初中的時候，海林市林業局一中破格接納了這個非林業系統家庭的4個孩子，不僅免去了所有的學雜費，每年還給貧困補助。

　　王華軍覺得學校照顧太多，心里有點兒過意不去。校長曾提出學校食堂讓4個孩子免費吃飯，被他謝絕了。

　　“學校幫太多了，咱不能再那樣，那不賴上人家了嗎？”比較了附近“小飯桌”的價錢，他給孩子在學校附近租了個房子，讓孩子們自己做飯，孫艷梅隔三差五過去看看。

　　外面的世界

　　孩子高考之前，在家頂多干點兒家務。老大掃地，老二擦炕，姐倆洗碗，是從小學開始的固定分工。王華軍夫婦從沒讓他們干過農活兒。

　　然而對于種地的不易，孩子們并非一無所知。

　　老二王毅記得，在他們上小學的時候，趕上搶農時，爸媽早上3點多就出去割黃豆。那個時間天氣涼快，等太陽出來，天一熱，黃豆就會炸開。

　　這個相貌挺好看的少年還隱約記得，有一年，因為下霜早，苞米都“綠棒子”了，爸爸只能把不成樣子的苞米，以幾毛錢的價格賤賣給釀酒的人。

　　王華軍每個月給4個孩子各500元生活費。這筆2000元的固定支出后來不得不慢慢加大，“這幫熊孩子，原來給500還有剩余，后來給500花500，給600花600”。

　　話雖這么說，他還是時不時打電話給住校的孩子們，告訴他們：錢不夠了就跟家里說。

　　為了籌錢，他每年冬天都去林場里打工。王華軍打的工，當地俗稱“放套子”，就是把林場采伐下來的木材，用牛拉爬犁的方式，從山上運到山下卡車可以通行的地方。林場會按照立方米數計算工錢。

　　“一(立方)米的木頭有2000多斤”，一天的工錢差不多有幾十塊，工資隨距離遠近和木頭的種類，也會有點兒浮動，但大體差不多。

　　不少年輕時跟他一起“放套子”的人，到了這個年紀都不干了：干活兒的地點都是在沒有人煙的山溝里，方位感不強的人很容易迷路。

　　王華軍雖然常常自嘲：爹媽都這樣，孩子能精到哪兒去？也常常數落孩子們“完蛋”、“學習不好”。但只要孩子們想繼續讀書，他就繼續供。

　　4個孩子都挺奔勁兒的。王富和王苑成績稍微差一點兒，教過他們的老師說，那是因為基礎太差，可孩子沒放棄，一直認真地學。

　　“他們自己也知道咱這家庭，你爹就這么一個腦袋能賺多少錢。俺們也不比。俺們也這樣事兒了，也盡力了。”孫艷梅說。

　　王毅和王嬋在重點班，班主任去過他們租住的房子，發現只有兩個女孩有桌子學習，王富和王毅都趴在床上寫作業，說已經習慣了。

　　兄妹四人幾乎一直是各學各的。王富曾問過妹妹王嬋一道數學題，小姑娘繼承了爸爸的數學天賦，也繼承了媽媽的直脾氣，講一次看哥哥沒聽懂，就沒好氣兒講第二遍。打那以后，王富再沒問過她題。

　　他們以“出生時間”沒差幾分鐘為理由，從不以兄妹相稱，而是直呼其名。但王富還是很有“大哥”的責任感，高中3年，幾乎都是他給弟弟妹妹們做飯。孫艷梅常說：俺家那幾個，有啥臟活兒累活兒，都愛指使他哥。

　　干家務影響學習，但王富在高考前告訴班主任：只要王毅和王嬋能考好就行。

　　王華軍在王毅身上傾注了最多期望，他覺得這孩子從長相、性格到頭腦，都很像當年的自己。

　　王毅說，他是4個人當中唯一補過幾天課的。中考前，因為他英語實在太差，爸爸掏了200塊錢，請老師給他補了幾節課。結果，中考時他的英語成績，比平時漲了30多分。

　　但這次高考王毅沒發揮出正常水平。這是王華軍最大的遺憾。“人王嬋考前能學到半夜，他早早就睡了，你說氣不氣人？”沉默了一會兒，他嘆了口氣說，也怪咱做父母的，沒法守著孩子學習。

　　“有時候我就尋思，你們既然來到這樣一個家庭，你好好爭爭行不行。就這個命，這家不行你別來呀。唉！”王華軍紅了眼眶。

　　他念叨，說啥也會把孩子供到大學畢業。自己這輩子就這樣了，就希望孩子能替他看看外面的世界。

　　在南京的時候，主辦方邀請每個家庭都在白馬公園里種下一顆小樹，并掛上銘牌，用鎖頭鎖住。那把鎖的鑰匙，至今仍被王華軍好好地保存著。

　　10年前，這個父親曾在那里默默鎖住自己的誓言：再苦，也要讓孩子走出去。他希望將來有一天，4個孩子能夠再到那棵樹下看看，親手把鎖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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