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排就是錢，不盯著不行

　　3月18日晚7點，淄博市環境監察支隊開始了夜查。記者隨支隊長郭春明、監察一科徐斌和兩個協管員，第一站來到一家熱電廠。

　　“這回沒味了哈。”亮執法證進了門，郭春明抬頭凝視了一會兒兩個煙囪冒出的滾滾白氣，“前不久煙氣有異味，我們懷疑企業脫硫用的氨水中被摻入了化工廢料。就讓他們把氨水一車一留樣、一批一送檢，限定唯一供貨商，幫他們建了實驗室、制定了進貨標準。這回行了。”

　　“4號脫硫塔停了嗎，怎么出口壓力為零？在線氮氧化物排放超標了。超標7.62倍。”在總控室，徐斌看著屏幕上密密麻麻的數字，對企業值班員說。

　　超標就意味著挨罰，總控室的幾個操作員卻面無表情。

　　“干環保不能怕做惡人。這樣規模的電廠，一天脫硫設備的電費就上萬元。”他說，“一般的工業污水，處理一噸好幾元；有的化工廠的廢料，一噸的處理成本幾千元。偷排就是錢，是赤裸裸的利益。不盯著不行。”

　　不是有在線數據嗎？郭春明說，數據也有可能造假，不到現場，還是不放心。

　　淄博市環保局局長于照春告訴記者，不管冬夏，他晚上常到四寶山頂上去坐坐，不是看風景，是看“煙囪”。

　　誰不知有害，還不是混口飯吃

　　夜里11點，郭春明、徐斌回環保局交班，值下半夜的監察一科科員胡歡、協管員王濤又上路了。

　　敞著車窗跑在深夜的街上，在四寶山一家化工廠的墻外，一股嗆人的農藥味飄來。“你聞聞，能進得去人不？”進廠找到源頭后，胡歡反問廠值班員。

　　“干化工還能沒有味嗎？”瘦瘦的值班員朱樹海不以為然地說。他身后的廠房外墻上，掛著氯氣的警示牌，畫著骷髏頭。他并沒戴任何防毒面具或口罩。

　　折回門衛室，胡歡寫整改單時，朱樹海并不抗拒，而是坐在桌上看。

　　“這味兒對工人身體有害吧？”記者問。“誰不知有害，還不是混口飯吃！”他毫不在乎地說。

　　“那為什么大伙還要在這兒干呢？工資高嗎？”記者問。朱樹海露出尷尬的神色說：“唉，工資說出來都丟人。2000多塊錢。這廠里都是老國營廠改制的，老弱病殘，都等著退休呢。我51歲，在老廠干了30年化工了。”

　　胡歡說，2007年底淄博剛開始夜查時，有的化工車間開著燈，鎖著門。萬一出事，工人跑都跑不出來。他當時也想不通，為什么工人會同意這樣做。

　　記者也沉默了。化工占淄博全市工業經濟總量近40%，要喘氣還是要吃飯？需要突破路徑依賴的，不僅是產業，也包括人。

　　要懷揣理想，也要有韌勁

　　記者隨胡歡夜查的最后一站，是張店南部灃水鎮的天創陶瓷廠。

　　看著料倉里小山一樣高的石粉、地上不扁不圓的廢舊磨球和燈下戴著口罩的夜班工人，似乎每一粒粉塵都寫著“傳統產業”四個大字。“老百姓就會燒窯，不能把產業一把‘掐死’。”于照春說，“只能慢慢規范提升，限期驗收，再監督運行。”

　　2010年，淄博開始整頓建陶行業。以淄川為例，2012年建陶生產線比2007年減少了38%，產量壓縮了30%，但因每平米平均售價從40元提檔到了90元，總銷售收入反而上升了46%，稅收增加了295%。

　　“環保不是跟發展對著干。”于照春說。

　　一個行業一個行業治理，用這樣的思路，淄博正對燒掉了全市80%燃煤的火電、鋼鐵、焦化、水泥等四大行業進行限期治理。明確了每個行業必須上哪些環保設施，3月31日整改完畢，不通過驗收不能點火。

　　“藍天白云，繁星閃爍，百姓要求的是環境質量標準；而控制企業排污，用的是排放標準，受制于經濟發展和技術水平，兩者之間的差距讓環保人倍感壓力。面對幾十年形成的產業結構，要懷揣理想，也要有愚公移山的韌勁。”于照春說。“好比拉車爬坡，我感到淄博的治污已經快到坡頂了。再過七年八年，就能走到一個平路上去了。”

　　新聞背景

　　2007年底，淄博市出臺環保夜查制度，自每晚下班起，到次日上班，全年無休天天巡查。也正是為此，在淄博，很多“老環保”養成了一個習慣：開窗睡覺、聞味即醒。在市區四面八方安置“瞭望哨”，晚間定時出門“聞味”，隨時上報。3月18日，記者隨監察隊員夜查，跟著一只只“不下班的鼻子”，聞一聞老工業城市轉型升級中治污戰役的酸甜苦辣。

　　記者手記

　　凌晨4點，結束夜查返回市區時，記者乘坐的環境監察車和兩列結婚的車隊相遇。這片祖祖輩輩繁衍生息的土地，曾經發生了什么？明天又怎樣把它交到新生命的手上？對過去的粗放式發展，也許我們不能用今天的眼光再去苛責，那么，我們能否寄望未來？每個人都應該做點什么，這樣，不下班的鼻子也可以放心地睡個好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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