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滅
黃云凌最怕的是讓同學看不起。
他一度已經不在乎別人的眼光，可如今的境況，又讓他止不住聯想起試圖埋葬的記憶：初中時，身邊同學用語言和肢體嘲弄他，使他一度厭學；班主任出于“關心”，在全班同學面前多次將他叫出教室，囑咐他與其他人不一樣，要好好學習；做早操時，全校師生都要到齊，即使不能做那些動作，他也必須站在那里。
“諾大的操場上，我覺得自己像一只被丟在岸上的魚。”黃云凌說。
他不想去學校。母親勸他：“你不去讀書將來干嘛呢？”
大三時，他開始刻苦學習準備考研，并為了體檢過關而開始長跑，每隔一天跑四五公里，堅持了七年。
考上廈大研究生的黃云凌，成為他們那個不怎么好的本科大學里的“榜樣”。
他讀到博士，成了家里學歷最高的那個。鄰居夸他時，他看見了父母親臉上的自豪。
博士期間，他成功申請到去荷蘭公費留學的機會，對方教授對他的研究計劃很感興趣，但因為當年有別的事務，邀請他明年再來。可是第二年就錯過獎學金了，加之黃云凌沒有預測到自己畢業后會遭遇“失業”，與出國機會失之交臂。現在回想，他懊悔不已，如果當初爭取出國留學，并留在國外工作，自己的命運或許會從此改寫。
“在西方國家，像‘霍金’那樣重度殘疾的人依然能夠成為學術領域的偶像，獲得全社會的尊重。”
在廈門讀書期間，放假時他也很少回家，他知道自己需要比別人更努力，而他也能從學術中感受到最大的成就感。
他也暢想過，自己有了事業基礎后，要談個戀愛，擁有一段真正“平等”的感情，娶妻生子，建立家庭。他打算畢業的時候，讓全家都來廈門，一起看看這座美麗的城市。
鄰居會“算命”，曾給他看過面相，說他“前額飽滿、五官端正”，“將來一定是有作為的人”。
然而好運卻像突然被扼斷一樣，他一下子又回到了原點。
歧視
求職之初，黃云凌也是信心滿滿，氣定神閑。
2012年年底，畢業半年前，黃云凌遞出第一份簡歷，得到一個面試的機會，廣州某大學的一個科研崗位。十幾分鐘的面試之后，沒有結果。當時他因為博士尚未畢業，并沒有很在意。
之后又投了福州一所師范類大學和泉州一所大學。前者的系主任對黃云凌的簡歷和研究計劃非常滿意，兩人電話談得“八九不離十”。
接下來的面試，卻第一次讓黃云凌遭到打擊。
面試當天，黃云凌和另一位博士同學一道前往。結果，見到黃云凌本人后，校方態度發生了急劇轉彎。
面試是在一間大會議室里。
同學在試講時，校方領導態度很熱情。而當黃云凌站上臺試講時，臺下的人開始表現出不耐煩的情緒，“走來走去，進進出出，沒有人認真聽”。
試講原是20分鐘，在黃云凌回答某老師提問時，院長突然打斷了他：“快點吧，多余的話不用講了。”
面試后校方請兩人吃飯，院長和行政人員熱情地向同學介紹員工宿舍如何如何，附中附小以后孩子上學很方便云云。黃云凌完全被晾在一邊。他已經不敢抱太大希望，內心煎熬著，但他必須保持形象，不能太情緒化，只能在尷尬中堅持到飯局結束。
回家路上，黃云凌給那位對自己還比較欣賞的系主任發短信詢問，系主任發來投票結果：7:2:1。其中7票是棄權票。2票反對，1票贊成。
這次失敗讓黃云凌清醒地意識到，身體殘疾必將成為他求職的障礙。之后，黃云凌決定“調整策略”：除了高校，也投科研機構；除了發達地區，也投西南部地區；除了較好的學校，也投二三流學校。
黃云凌連續向浙江、江西、福建、廣東、廣西、云南、貴州等全國各地二十多家高校和研究機構投出簡歷。不少單位對他表示出興趣，但在得知他的身體狀況后，都以“專業不對口”、“編制問題”等各種理由回絕，或者是沒有了消息，無限“拖延”。
廣東一所高校院長在給他的回信中坦承道：“說實話，對于高校來說，只要是人才，我們就應該納入應聘程序，不應該有任何歧視和偏見。但作為機構和組織的運作，有時超越于個人的意愿……估計你來，即使通過我們面試，學校這一關也難以通過。”
另外一個學校院長的答復則更為直接：“我們要是招了你，別人還以為我們招不到別人了。”
《中國周刊》記者聯系到廣東某高校院長，該院長默認了黃云凌遭拒的事實：“現在學校進人條件的確越來越嚴格。許多高校，聘用教師需要國外留學經歷、或本科是所謂211高校。”
“這也是一種變相歧視。”該院長說。
黃云凌也應聘過家鄉社保局的選調生，通過了“體檢”和省委組織部面試，但仍因種種原因未能通過接下來的地方面試，有人道出實情：選調生以后當領導要上臺講話，“形象”還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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