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木文沐浴之后，換上一身干凈的衣服。這個69歲的老人坐在堂屋中間，一邊在火盆里為自己燒紙錢，一邊喝下半瓶農(nóng)藥。紙錢燒了一半，老人躺在地上不省人事。
“他很久以前就開始計劃自殺了。”劉燕舞后來聽說。待人們發(fā)現(xiàn)時，林木文已經(jīng)沒有了呼吸。在這個距湖北武漢不到100公里的村莊里，村民猜測老人自殺的原因是與兒媳婦失和。“他怕將來死了，孩子連紙錢都不給買。”一名村民對劉燕舞說，“這樣死，還‘體面’些。”
那是2008年，劉燕舞所在的研究團隊在湖北省京山縣進行田野調(diào)查。當問到村莊里有沒有老年人非正常死亡的現(xiàn)象時，得到最多的回答竟然是：“我們這里就沒有老年人正常死亡的。”
這也成為劉燕舞研究農(nóng)村老人自殺現(xiàn)象的開端。6年來，武漢大學社會學系講師、同時也是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農(nóng)村老年人自殺的社會學研究》項目主持人的劉燕舞走進湖北、山東、江蘇、山西、河南、貴州等11個省份的40多個村莊。他發(fā)現(xiàn)，林木文的悲劇不是個案，農(nóng)村老人的自殺現(xiàn)象“已經(jīng)嚴重到觸目驚心的地步”。
他用駐村400多天的調(diào)查數(shù)據(jù)，畫出了一條“農(nóng)村老年人自殺率”的曲線：從1990年開始，中國農(nóng)村老年人自殺率大幅上升，并保持在高位。與之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不久前香港大學發(fā)布的一份研究報告稱，近10多年來中國自殺率陡降一半，“跌至世界最低行列”，每10萬人自殺人口不足10例。
“中國的自殺率總體上是在下降的。”劉燕舞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然后換了一種沉重的語氣說，“但是，農(nóng)村老人卻越來越難以擺脫這條(自殺的)路，這或許是他們稀釋和消化現(xiàn)代老齡化社會痛苦的特有方式。”
比起親兒子，藥兒子(喝農(nóng)藥)、繩兒子(上吊)、水兒子(投水)更可靠
林木文的死，并沒有在老人生活了一輩子的村莊激起多少波瀾。甚至，老人曾當過村支部書記的兒子，也沒有像劉燕舞以為的那樣責怪妻子，而是“很坦然”：“人總是要與活人過的，難道還與死人過日子不成？”
劉燕舞說，自殺在當?shù)乇灰曌髡！⑸踔梁侠淼氖隆４迕駛冇X得犯不著議論并得罪他的兒子，“死了的也就死了”。
不僅是普通村民，鄉(xiāng)村醫(yī)生對待自殺的態(tài)度往往和村民一樣，“將其看作正常化的死亡”。特別是當老人得了疾病又“磨不過”，選擇自殺，鄉(xiāng)村醫(yī)生“都不覺得這是自殺”。
這讓劉燕舞一行人震驚不已。“越是平靜，越是讓人不寒而栗。”劉燕舞的師兄楊華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他們剛開始訪談老人自殺案例時，往往氣憤得不行。一次訪談一個老太太，3天后老太太和媳婦吵架自殺身亡。學生們參加了老人的葬禮，眼睛死死盯著談笑風生的老人的家人。
倒是老人比這群年輕人看得開。“我們這兒的老人都有三個兒子。”一個柴姓老人樂呵呵地告訴滿是疑惑的劉燕舞，“藥兒子(喝農(nóng)藥)、繩兒子(上吊)、水兒子(投水)，這三個兒子最可靠。”
實際上，老柴還有兩個讓他“引以為傲”的兒子。大兒子在鎮(zhèn)上工作，小兒子在外打工，一個在鎮(zhèn)上有樓房，一個在村里蓋了樓房。但是7年來，老柴一直和腿腳不便的妻子住在逢雨便漏、傾斜得隨時可能坍塌的土坯房里。
與劉燕舞一起調(diào)研的，還有另外40來個師生，他們分成10個小隊，駐扎在湖北京山縣10個不同的村子里。他們都是來自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xiāng)村治理研究中心的老師和博士生。
在京山調(diào)查的半個月里，有村子又發(fā)生3起老人自殺事件。經(jīng)統(tǒng)計，各村去世的老人中，死于自殺的比率高得驚人，“至少30%，還是保守估計”。
劉燕舞慢慢發(fā)現(xiàn)，林木文的死，并不算嚴重或者慘烈。在過去6年的調(diào)研里，他聽到的故事“超乎自己的想象”。
有不少老人，因為行動困難，拿不到藥水瓶也站不上板凳懸梁，便在不及人高的窗戶上，搭起一根繩，挎住頭，蜷起腿活活吊死。有兩位山西的老人，兒子不給飯吃，還屢遭媳婦打罵，頭朝下扎進家里的水窖中。“這些都是有必死的決心的。”劉燕舞分析道。他還記得有人跟他介紹說，一位老人要自殺，但怕子女不埋他，便自己挖了個坑，躺在里面邊喝藥邊扒土。
這樣的案例接觸多了，劉燕舞不禁嘆息：“很多故事村民嘻嘻哈哈跟你講，但都悲慘到難以想象。”這個臉被曬黑的青年學者說，“有時候會有股想逃離的感覺，就覺得這個世界不屬于我。”
在農(nóng)村老人尋死的故事里發(fā)現(xiàn)“他殺”的影子
更讓劉燕舞等人震撼的，是在農(nóng)村老人尋死的故事里，發(fā)現(xiàn)“他殺”的影子。
楊華了解到，有一對老年夫婦，同時喝農(nóng)藥自盡。老太太當場死亡，老爺子沒死，但家屬并不送到醫(yī)院。第二天家里人給老太太辦喪事，就讓老頭躺在床上看。第三天，老頭命斃，就著為老太太辦喪事的靈棚，立馬又為老頭辦了喪事。
還有一個在外打工的兒子請7天假回家，看望病危的父親。兩三天過去，發(fā)現(xiàn)父親沒有要死的跡象，這個兒子就問父親：“你到底死不死啊？我就請了7天假，是把做喪事的時間都算進來的。”老人隨后自殺，兒子趕在一周內(nèi)辦完喪事，回城繼續(xù)打工。
“現(xiàn)代性講究市場理性，講究競爭，看重核心家庭的利益最大化。”劉燕舞解釋道，當農(nóng)民之間，甚至一家子父子、兄弟間都開始按市場的思維方式處理關系，人們開始算賬。
不少人跟劉燕舞講過給老人治病的賬：假如花3萬元治好病，老人能活10年，一年做農(nóng)活收入3000元，那治病就是劃算的；要是活個七八年，就也不太虧本；但要是治好病也活不了幾年，就不值得去治。
在不少老人心里，這筆賬的算法也是成立的。“農(nóng)村自殺的老人中，有超過一半帶有‘利他’性質(zhì)。”楊華將農(nóng)村自殺老人分為四種類型，其中“利他型”的老人最多，他們傾向于為子女著想。
“這些老人不想變成子女的累贅。”楊華說，“自殺的后果也將給子女帶來收益。”甚至，他們即便自殺還處處為子女著想。他們有的不會在家里自殺，而是選擇荒坡、河溝，幫子女避嫌；或者與子女爭吵后不自殺，待到關系平靜后才自殺；還有兩個老人都想自殺，也不會選擇同一天或同一屋自殺，而要錯開時間，以免對子女家庭產(chǎn)生不好影響。
劉燕舞認為，如果不到萬不得已，老人都不會輕易選擇自殺。“一些老人說，寧在世上挨，不往土里埋。所謂‘利他’的表象背后，實質(zhì)上更多的是絕望。”
劉燕舞的老師、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xiāng)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賀雪峰，將這種已然形成的“自殺秩序”歸因為“代際剝削”：自殺的老人們年輕時“死奔”(干活干到死)，給孩子蓋房、娶媳婦、看孩子，一旦完成“人生任務”，喪失勞動能力，無論是物質(zhì)或情感上，得到的反饋卻少得可憐。
“被榨干所有價值后，老人就變得好像一無是處，只能等死。”賀雪峰說。
在“代際剝削”大行其道的地區(qū)，與之伴隨的，是農(nóng)村老年人自殺潮的出現(xiàn)。特別是江漢平原、洞庭湖平原、以及長江中下游地區(qū)，尤為突出明顯。
劉燕舞將這種自殺潮的出現(xiàn)稱為病態(tài)。“2000年以后，農(nóng)村老年人自殺率升高特別快，且水平極高。”劉燕舞不無憂慮地說，“用‘極為嚴峻’來判斷這一形勢并不為過。”
劉燕舞認為，在病態(tài)的自殺潮背后，更多的是經(jīng)濟高度分化后，給中年人帶來的集體焦慮，那就是他們?nèi)绾卧谑袌錾鐣休p裝上陣，參與激烈的社會競爭并勝出，無疑，作為比他們更加弱勢的老人，就成了他們要甩掉的包袱。“我自己負擔都這么重，我哪能顧得了老的？”一些訪談農(nóng)民直白地告訴劉燕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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