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在新書《胡錫進論復雜中國》中系統闡述了他對中國的認識，“復雜中國”也被認為是環球時報社評的總論點。準確地認識中國、描述中國，是中國前行的必要條件。本報11日特舉辦專家座談會，圍繞“復雜中國”開展充分的討論。

　　中國“復雜”在何處

　　胡錫進(環球時報總編輯)：輿論往往是兩極的。官方媒體經常會把這個國家說得非常光明，這是一種傾斜；然而在互聯網上，輿論又往往把國家說成一團漆黑�，F在這樣的兩極輿論比較嚴重。我宣揚“復雜中國”針對的就是這一現象。我覺得在對外宣傳上，真實的中國應該定位在“復雜中國”上。此外，雖然每個國家都復雜，但是中國比別的國家還是要復雜一些。比如中國現在既是世界最強大的國家之一，又是世界的落后國家之一；中國發展很快，而現狀又比停滯的發達國家差很多。我們沒法對中國進行一種比較一致的描述。同時，任何一種描述和認識，如果我們細究起來，又都可以在現實中找到非常有說服力的依據。當然那是有局限性的一種地域性的現實。

　　所以，現在實事求是看中國有難度，因為事實就非常復雜。我覺得我們看中國不能離開中國的宏觀性。當我們從微觀看中國時，不能迷失這些微觀在中國的方位。希望這樣的方法論能在學界成為主流，并幫助輿論厘清中國的各種問題。這很重要。

　　羅援(中國戰略文化促進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我們研究一個社會需要有比較穩定的觀察角度，即從文化上考察整個社會的底蘊。中國之所以是一個“復雜中國”，主要是它的文化本身就是多元的，就比較復雜。文化實際上就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道德規范和價值取向，而文化的組成又受歷史、宗教、信仰和意識形態等因素影響。比如我們的歷史觀，尤其是對近代和現代歷史，不同的人從不同的角度來解讀，就對社會有不同看法。

　　其次是宗教。我們最早是有道教、佛教等各種教派，后來又從境外傳來了天主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社會兼容并蓄，也非常復雜。第三是信仰，有些人信仰共產黨、共產主義，但有些人崇尚西方價值觀。這就帶來了根本上的差別，有些人認為現在我們走這條路就是適合中國的發展道路，但有些人認為應走西方發展道路。四是意識形態，雖然我們說要淡化意識形態，但實際上這個問題反而越來越凸顯。這些都造成了中國現在的復雜情況。加之，我們的改革已經進入攻堅階段，一些深層次矛盾和歷史遺留的問題浮上水面，進一步加劇了國情的復雜性。

　　喻中(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法學院院長)：現在形成的“復雜中國”是中國對外開放、海納百川、廣泛包容的結果。而對于社會評論者來說，“復雜中國”主要意味著思想觀念的多元化。無論什么觀點，都有人贊同，也都有人反對，甚至是強烈地反對，這就是“復雜中國”在輿論場域中的直觀反映。上世紀80年代，代表性的知識人說個什么話，舉國附和很正常，但現在沒有了。但我個人認為，不必對此遺憾，沒有高度共識未必是壞事。各種對立的思想觀念相互碰撞，正是新思想、新文化、新文明孕育產生的前提條件。

　　中產階層的“不高興”

　　張頤武(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中國作為一個快速發展的新興國家，必須面對非常復雜的現實問題。在這些問題中有一條主線，即中國快速崛起的中產階層。中產階層一方面從社會經濟發展中得到很多好處，但是他們不高興、不愉快，而且這個問題正在變得非常嚴重。一方面，不少中產階層總是對得到的好處認為是自己努力得來的，而對挫折、失敗和不愉快又都認為是社會給他的，或者是別人給的，這個是人心理上的一種常態。他們去跟西方發達國家一對比，發現中國有環境、腐敗、子女教育、房地產等諸多問題，于是更加不高興。中國中產階層困擾其實跟全世界中產階層困擾是一樣的。

　　現在中國轉型如果能成功，我覺得起碼在文化、社會上需要以下三個元素。

　　一是有抱負有理性的精英階層。他們還得有韌性，堅持把道理講清楚。二是要有一個成熟、有活力的大眾文化。中國大眾文化成熟的程度比精英階層強得多，它是中國真正穩定的力量。三是有一個積極，并且有一定想象力、想法、改革愿望和提升自己愿望的主流社會。有這三方面，中產階層的焦慮心態可以化解了。

　　喻國明(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副院長)：中國本來就是復雜的，而且會越來越復雜。中國社會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缺少社會共識的形成機制，沒有各種各樣的有效渠道把大家不同的意見通過某種充分的交流、整合、互動，來尋找社會最大公約數，這就是現實的問題所在。中國現在的問題其實就是整個制度狀況與利益和意見多樣化的現實之間的矛盾。迄今為止我們并沒有形成一個解決問題、把各種利益包容在一起的制度框架。我們現在就是要致力于建立一個能夠把大家包容在一起的制度，即使是針鋒相對的意見，也能被合理合法地充分地表達出來形成“中國聲音大合唱”的一部分。

　　別讓中國倒在復興門檻邊上

　　潘維(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我倒覺得可能問題不在于妥協，反而我們恰恰不能抹稀泥。這個世界不缺抹稀泥的人，絕大多數人都愿意在中間抹稀泥，說這個事左邊、右邊咱們都來一下吧。但實際上中國經常處在自殺的十字路口上，只要經濟一低迷，我們就會處在十字路口上。中國是有很強烈的革命沖動，或者說是蘇聯式的、戈爾巴喬夫式的沖動。這個事情如果不警惕的話，我們可能就倒在所謂復興的門檻邊上了，

　　對我來說，我們幾乎就快到了，再熬30年我們真的就復興了。但要是就這10年、15年倒在復興門檻邊上，我會覺得挺對不起那100多年來奮斗的人。國強民富，就這么簡單。在此基礎上，你可以簡單說自己是專制主義者、政治主義者、共產主義者，等等。但不管怎么樣，簡化思想、不抹稀泥是爭論的前提，而且是討論關鍵性問題的前提。

　　阮宗澤(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副所長)：我們30多年改革開放取得巨大的成就有目共睹，誰都不能否認中國今天取得的成就。但是我們忘記了硬幣的另一面，即我們用30年的時間走過了西方300年發展的道路，在享受300年發展帶來的成果和快樂的同時，我們也把過去西方300年所經歷的痛苦、挫折和幻滅給壓縮到這30年。實際上我們一邊取得成就的同時，我們也在經歷這樣一種痙攣，一種社會轉型的痛苦，而且這種痛苦是不能夠逾越的。

　　不過，今天我們不能再去強調中國的這種例外性。中國確實非常例外，各個國家都有自己的例外性。如果我們一味強調或完全把這種例外性無限突出，今天的中國就會顯得與世界格格不入。所以向世界傳播中國時，我們不能說得太復雜，否則會讓人知難而退。這也不利于在國際上傳播中國。深入了解復雜中國，但對世界的傳播一定要淺出，才能獲得最好效果。

　　求真比道德批判難得多

　　金燦榮(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從“復雜中國”視角看中國，有這么幾個方法論問題。

　　一是一定要求實，這是知識分子基本的職責。求真比尋求道德批判要難得多。專門拿一個道德杠桿衡量別人，這挺容易的，但它不解決問題。只有求真才解決問題。二是知識界的人還得加強專業學習，但又不要被理論的東西給綁架了。我覺得相當多一批中國知識分子就是被上世紀80年代的啟蒙概念綁架了，今天還沒有跳出來。三是要防止極端個人主義。個人主義是美國人很欣賞的一種東西，但它是上帝觀下的個人主義，它在本質上是有約束的。四是正確認識美國。我現在覺得左右兩派都不了解美國，左派覺得美國非常強大，世界上的壞事都是美國干的，而右派把美國想得太好，右派講的美國是不存在的。美國當然是個很了不起的國家。就算中國以后GDP成為世界第一也要學習美國。要學習它首先就得了解它，了解一個真實、復雜的美國。最后是中國需要社會科學創新。截止到目前，所有社會科學都是西歐、北美人群集體行為和集體心理的總結，用它來反觀一個極其復雜的中國是不夠的。

　　高波(中國社科院中國廉政研究中心副秘書長)：未來的五到十年之所以就復雜，一個是因為它是連接政治正能量和腐敗特權負能量的相持期；二是因為它是以治標贏得治本的關鍵期；此外，它又是政治體制改革中穩中求進的程序期。未來五到十年應取得三個方面的預期目標。

　　第一個叫“收復失地”，包括黨員干部對黨的宗旨、綱領和理論發生審美疲勞的思想高地，新媒體、自媒體反腐之聲鼎沸的輿論陣地，以及一些被潛規則滲透、腐敗現象易發多發的特權領地。第二個叫“修復形象”，修復一些地方政府與民爭利的不良形象，以及一些基層黨組織不負責任亂作為的不法形象。第三點叫“恢復信心”，包括恢復廣大的黨員群眾對這一屆中央反腐敗的“拐點式爭勝的信心”，通過廉潔發展恢復使大多數人共享改革的紅利信心，恢復對絕大多數黨員領導干部能夠廉潔自律、干凈干事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