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楊偉民

　　“30年后，古老而美麗的華北平原將會消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楊偉民日前在清華大學演講時如此斷言。

　　作為曾在國家發改委工作22年的“老兵”，楊偉民對當前的環境問題憂心忡忡。

　　以北京為例。乾隆十八年間，京畿之地共6000平方公里，其中5700平方公里是沼澤和湖泊。如今，北京濕地總面積約500平方千米，僅占總面積的3%。

　　而這一切，都源于對GDP的膜拜。“如果把華北平原十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一的土地拿來種樹，未來治理華北平原沙化的可能性還存在。如果繼續像現在這樣唯GDP至上，30年后，華北平原將不復存在。”楊偉民說。

　　他認為，建設美麗中國，區域間根據自身資源特點布局城市功能、保證足夠的農業和生態空間，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必由之路。否則，“中華民族的生存空間將會越來越小”。

　　華北，環境危機縮影

　　1969年12月，楊偉民隨父親到吉林省延邊市插隊落戶。延邊位于長白山麓，自古水草豐美，在楊偉民家門口有一條泉水河，“空氣非常濕潤，有種沁人心脾的感覺。”

　　三年前他去故鄉看了看，已是面目全非。原來的森林都已燒盡，種上了高粱和玉米；奔騰的小河已經干涸，以前村邊的耕地已經變成了沙地。

　　干枯的不只是故鄉的水草。全國657座城市中，有400多座城市正遭此巨變，缺水總量大約是536億立方米，相當于黃河一年的徑流量。黃河水利委員會根據1956-2000年的一系列水文數據計算出，黃河多年平均天然徑流量為535億立方米。

　　缺水城市中，尤以北京為甚。上世紀60年代，北京市政府將許多河流或填或埋或改造成暗河，地面幾乎全部用水泥進行硬化。“現在的公園過去全是沼澤地，一眼望不到邊，吸水能力比現在強得多。去年下雨淹沒的廣渠門曾是北京的最低點，現在都填埋蓋樓了。”楊偉民說。

　　“水是北京最大的資源難題，現在年供應26億立方米，而實際消耗36億立方米，缺口10億立方米。”楊偉民解釋，南水北調的水進來后，也僅僅能夠滿足當前的缺口，如果按照現在這種盲目崇拜GDP的模式繼續發展下去，未來的缺口會在15億立方米左右。也就是說，南水北調實現調水后，北京的缺口仍然高達5億立方米。

　　小麥是華北平原的主要農產品，但是現在連灌溉小麥都得超采地下水。“如果不超采，麥子就沒法活下去。但是這么超采下去，又能采幾年呢？越采越深，采到一定程度就沒有水了，沒有水以后，華北平原就將慢慢沙化，變成一個不適合人類生活的地方。” 楊偉民補充說，“北京有的地方超采地下水已經造成地表下沉200多毫米。地表下沉有一個臨界點，容易出現地表斷裂，會給房屋等基礎設施帶來不利影響。”

　　遭此巨變的華北平原只是中國環境問題的縮影。楊偉民回憶，當年離延安城外不遠處就是成片的森林，現在大樹都沒有了，一下雨，沙土就被沖了下來。把下游的大量河道、濕地、湖泊填滿了。就全國范圍來看，目前，沙化土地已達174萬平方公里，石漠化面積達12.96萬平方公里。地下水降落漏斗240個，其中淺層115個，深層125個，巖溶型的15個。20世紀50年代以來湖泊總面積減少近2萬平方公里，減少了五分之一；黑龍江省三江平原原有沼澤已失去八成；千湖之省湖北的湖泊減少了三分之二；鄱陽湖由過去的5100平方公里減少到目前的2900平方公里。

　　GDP，“重癥”根源

　　一位省級領導曾告訴楊偉民，他在地方工作的時候，一看見云彩來了就實施人工降雨，幾年后卻發現連云彩都不來了。“是地面根本就沒有水汽蒸發上來。” 多年來的工作經歷和基層調研，耳聞目睹的幾乎都是加快發展、跨越式發展，發展的內涵就是一味追求壯大GDP。幾乎每一個地方政府都陶醉于GDP數字的提高。

　　“像北京這種環境問題突出的地方，應該把環境放在第一位，把增長速度放在第二位。”楊偉民說，環渤海、長三角和珠三角等區域目前都面臨著環境問題。即使是東部地區的太湖，它的容量也只有那么大。就算周邊企業全部都達標排放，太湖也容納不了。

　　北京到現在為什么還非要提高GDP不可呢？楊偉民對此感到很是費解。他說，北京抓GDP主要是覺得區域發展不平衡，不平衡的表現是城南落后，房子不夠高，產業不夠多，所以就招商引資找大項目。

　　“區域發展平衡并不是絕對平衡，城南人也不一定認為房子越高越好。現在搞開發，很多人都搞錯了，中央從來沒說過讓各個地區去搞GDP競賽。”楊偉民說，地方政府都在盯著左鄰右舍的GDP數字，你追我趕。“如今鋼鐵過剩，水利過剩，造船過剩，太陽能過剩，風電過剩，幾乎所有的產能都過剩，很多工業開發區都會因為產能過剩而關掉。”

　　我國區域發展不協調的問題在于，經濟分布與人口分布在空間上失衡。東部地區占到了全國經濟總量的59.7%，人口只占39.6%；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的經濟總量分別占全國的23.2%和17.1%，但人口則分別占32.4%和28%。環渤海、長三角、珠三角三大經濟圈，集中了全國40%的經濟總量，但人口僅占全國的18%。因而中國人均GDP最高地區與最低地區的差距高達8倍。

　　來源：民生周刊

　　劃分主體功能區

　　楊偉民認為，追求區域平衡、協調發展，不應該是各地之間為了拉近GDP的差距而大搞工業、大建城市以及大規模集聚經濟和人口。而應該是拿很小一部分國土空間作為城市化空間，提供工業品和服務產品；絕大部分國土空間作為農業空間或生態空間，以提供農產品為主，或以提供生態產品為主。

　　他表示，首要的任務，是把國土劃分為“術業有專攻”的主體功能區，減少北京、上海這類超大型城市的建設。

　　像北京這樣的城市，囊括了政治、經濟、文化等各種中心，如同一個大籮筐，全國的資源都往里面裝。然而，嚴峻的現實是，北京為了解決一個又一個功能，只能不斷地高強度開發。京畿大地面積約為6000平方公里，1982年的規劃是將開發范圍限制在四環以內，現在卻開發了50%以上。

　　“以前的中關村是建在郊區農田里的，現在都成市區了。很多人說北京的問題主要在于人口問題，我看未必。人為什么要向這里集中？主要是由于一個個城市功能為他們提供的工作崗位。”楊偉民分析，中國13億人口，怎么能就靠一個兩個城市來解決所有功能？

　　在他看來，如果北京不搞多功能城市中心，而是推進主體功能區的建設，企業就會隨之建到其它地方去，勞動力也就不會全都涌進來。“水也不用引過來了，汽車也就減少了，二氧化碳排放和能源消耗都會減少。”楊偉民認為，單純依靠提高入京門檻或者依靠價格杠桿解決不了問題。

　　“我們以東中西和東北四大版塊為空間單元的區域發展總體戰略，若縮小尺度，以省為單元，有些事情就錯了；以縣(市)為單位，很多事情也錯了；以鄉鎮為單元，可能所有事情都錯了。好的戰略若不落實到具體空間，真理就容易變成謬誤。”楊偉民說，推進主體功能區的本義，就是今后不能再不加區別地要求所有區域都去增加GDP，而是對不同區域的主體功能進行劃分。按照開發方式，可分為優化開發、重點開發、限制開發和禁止開發四類，按照開發內容，可分為城市化地區、農產品主產區和重點生態功能區三類。

　　按照楊偉民的構想，今后的戰略任務就是要構建一個“兩屏三帶”(青藏高原生態屏障、黃土高原——川渝生態屏障、北方防沙帶、東北森林帶、南方五陵山地帶)為主體的生態安全戰略格局，城鎮化地區就是在這些空間范圍之間，其他地方則以農林牧副為主。

　　“當初為了保護黃河、長江兩大水源地，讓青藏高原上的藏族群眾退耕還林。現在他們成天無所事事，每年就靠國家給的八千塊錢過日子。如果我們能換一種方式，藏族群眾讓出耕地涵養水源，他看著這個水，他也是在搞發展，也是在為下游城市做貢獻。國家再發一點工資，同時放牧牛羊，他也就有了就業崗位，對社會是有益的。”

　　楊偉民說，青藏高原、青海山林等地區，為全國提供600億立方米的水，沒有這個水，下游沒法活下去。自然環境本身存在不同的特點，高山和沙漠地帶的資源特點不一樣，平原和丘陵的資源特點又不一樣，“比如到三江源搞工業合適嗎？”

　　從提供產品的角度，楊偉民把國土劃分成三類：第一類是城市化地區，主要提供工業、服務產品，提供GDP，創造稅收；第二類是農產品主產區，主要提供農產品，也可以附帶著發展農產品加工；第三類就是生態空間，這些地區的主體功能，既不是工業，也不是農業，就是提供空氣、水源等生態產品。

　　楊偉民認為，中國60%的國土空間是山地和高原，這些地方不適宜人類生活。如果扣除不太適宜城鎮化的國土空間，中國開發強度已經超過8%，和目前日本的開發強度差不多。問題在于，北京、上海、深圳、東莞、蘇州等很多城市，人均GDP剛超過一萬美元，但開發強度已經很高，大大高于國際上一些人均GDP達到4-6萬美元的地區。

　　日本三大都市圈、法國大巴黎地區、中國香港、德國斯圖加特等城鎮化較高的地區，開發強度一般只有20%左右。香港陸地面積1104平方公里，開發強度目前是23.7%，草地、濕地等占到整個面積的66%。開發強度高就意味著農業和生態空間少，這影響生態產品和農業產品的生產。

　　楊偉民有一個大膽的設想，就是把華北平原十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一的土地拿出來種植植被，來治理華北平原的土地沙化。他提到了一種可能，如果像現在這樣繼續唯GDP至上，30年以后，也許華北平原就不存在了。他認為，環境治理應該以自然自我恢復為主，應當盡力避免“種活一片樹，毀了一片草”現象的重演。過去，這曾是生態工程建設中犯下的一而再再而三的錯誤。

　　楊偉民強調，在績效評價上，應根據不同區域的主體功能定位，實行各有側重的績效評價和政績考核。對重點生態功能區和農產品主產區不再考核GDP增長、財政收入、招商引資、出口等經濟指標。

　　來源：民生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