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不少知識分子如今“不開心”，這影響了社會輿論的基調。

　　如今知識分子的概念，同幾十年前相比已經變得模糊，但它還是有大致的界定。知識分子的“不開心”，實際上反映了中產階層的焦慮。知識分子和中產階層不是一個概念，但前者大多是后一階層的成員，卻是事實。

　　知識分子面臨的壓力，與中產階層的壓力在性質上是一致的。它們都屬于目標實現的“不足”，一是物質生活欲望的滿足程度有限，如房子、收入、待遇等，雖比下有余，但“比上不足”的痛苦感更高。二是事業的滿足程度有限，如學術無成果，仕途坎坷等等。

　　中國發展快，問題也多，很多現實眼看著不理想，一旦“氣不順”，就越看越難受。“改革需要時間”在理性條件下是個很簡單的判斷，現在卻不被一些人接受。于是中國的政治體制成了萬能的“出氣包”，“公知”成了制造宣泄口的代表。

　　但知識分子并非真的同體制過不去，作為中產階層的一部分，他們思想上“好動”，但利益又拴在社會穩定上。革命時代，一些知識分子就是搖擺的，既思想上傾向革命，又害怕自己的利益在革命中受損。在改革時期，有些人的態度也會猶豫不定。

　　中國社會需采取各種手段盡早把知識分子所代表的中產階層焦慮化解掉，至少讓它不那么尖銳和急迫。。

　　知識分子不應是中國解決問題的旁觀者，而應是參與者，這樣的積極效果要大得多。中國社會的意識形態現在運轉不靈，需要吸納更多智慧力量，知識分子能不能成為國家政治建設的同盟軍十分關鍵。。此外中國社會有無數技術性問題，解決它們都是知識分子顯示其改變社會力量的用武之地。

　　讓知識分子獲得更多進入社會議題的機會和相應利益，這會改善知識分子的生活方式和思想空間。這是置身社會主流的過程，它會帶來實現自我價值的自豪感，是抑制焦慮的良藥。

　　中國知識分子的上升空間依然要比其他社會群體多得多，他們有理由克制自己的情緒宣泄，更多支持一個穩定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重要的是，體制要不斷激活他們的這一集體意愿。

　　社會需要創造知識分子深度參與社會進程的更多工具，讓公共利益同他們表達的愿望不斷磨合，共促國家政治和社會彈性的擴大和升級。知識分子發牢騷如果能更多轉變成實干過程，整個社會的輿論風氣就會轉變。

　　中國城鎮化為全社會提供了進取機遇，知識分子是其中獲益最多的一部分。如果知識分子對國家未來更有信心，那么整個社會的信心就會更加牢固。

　　如今看來普通知識分子在社會正式渠道中的話語權的確不高，且知識分子內部陣營凌亂，在多元化之上缺少大的價值共識。一些知識分子的熱門話題同民族復興關鍵性戰役的重合度總體看不算高。

　　然而中國知識分子自近代以來一直在國家進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他們對推動國家進步的貢獻有目共睹。市場經濟沖擊了知識的地位，也在刺激知識分子的調整或堅守。中國的舞臺非常大，但知識分子的作用從來就不是邊緣的，今后更不可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