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①“貼標簽”火起來
——新標簽五花八門,公眾常常對號入座,用標簽解讀復雜的社會現象
“我是一名‘蟻族’、‘啃老族’、‘矮窮矬’、‘北漂’。”25歲的小蒙常會這樣說,有時是遇到不順心的事,有時是自嘲。他的實際身份是大學畢業生,老家在廣西某縣城,目前在北京中關村一家小公司做職員,月薪約4000元,有三險一金,與人合租房住,父母偶爾仍需像讀書時那樣補貼他些錢。
蒙媽媽對兒子的狀況倒沒那么灰心,“他上了大學,在北京找到了工作,算是開頭不錯吧。剛參加工作,哪能都那么理想,慢慢奮斗。我和他爸爸都有工資,經濟上幫他一下心甘情愿。”蒙媽媽對兒子給自己貼的一連串“標簽”,有的聽說過,有的需要細細解釋一下才明白,“老這么說不太好吧,影響情緒。”
體制內、體制外,潛規則、明規則,窮二代、富二代……眼下,不論互聯網上還是現實生活中,各種“新詞”層出不窮。其中一些詞匯,對某類現象或群體的概括別具一格,契合人的心理,迅速傳播開來,公眾常常對號入座,以此對周圍的人和事分類、判斷。社會學上通常將這類行為稱為“貼標簽”。你是“富二代”,立刻有人聯想到開寶馬、愛炫富;你是“窮二代”,立刻有人聯想到生活窘迫,對社會怨氣大;你說央企不容易,會被冠以“五毛黨”;你為外資說好話,會被稱為“新買辦”。媒體在報道時也會大量引用這些“標簽”,譬如“蟻族也想成為體制內”、“窮二代,想當房奴不容易”等類似報道,時常見諸報端,強化了標簽的影響力和輻射面。
許多人對此持無所謂的態度。“一些新詞而已,大家都說,你要是不知道、不跟著用,顯得特別落伍。”小蒙說。在他看來,有些標簽簡潔明了,交流中引用一個詞就能說明一種復雜的狀況和心境,“比如‘北漂’,就很符合我們這些在北京沒戶口、沒根基的人的狀況。”有些標簽,他沒什么感覺,只是覺得新鮮、時尚。“有同事生孩子了,我們會說他要成為‘孩奴’了,其實人家可能并不覺得是負擔,心里美得不得了呢。”
不過,隨著這些標簽越來越多地融入現實生活,不少人感到了被貼標簽的不適。
陳朝偉是北京一家外企員工,家里煤氣灶出故障請人來維修。“維修工人來了,不僅修不好,還把灶拆得裝不回去了,最后還要收上門費。我說修好了才能給錢,他就說‘你們白領欺負我們農民工’呀。”這句話讓陳朝偉感到很不公平,“農民工的確為城市建設做了很大貢獻,也吃了很多苦。但就事論事,不對就是不對,不能隨便貼標簽。”
“自從我考上公務員后,就被貼上‘體制內’的標簽。”馬劍對此很無奈,“同學聚會,大家都說‘體制內’如何好。如果我說自己經濟上有壓力,立刻會被人說虛偽。如果我說工作辛苦,立刻有人說我‘別裝了’。其實在同學里,我這樣一個小公務員真的是收入比較低的。”
②標簽化思維扭曲社會認知
——貼標簽忽略個體間差異,容易阻礙理性探討,助長不滿情緒
為什么人們熱衷于貼標簽?
“‘貼標簽’也稱為‘污名化’。”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李強說,即一個群體將某些偏向負面的特征強加在另一個群體之上,并將這些特征刻板印象化,掩蓋其他特征,成為與之相對應的指標物。
普通人面對紛繁復雜的現象,習慣于將其化繁為簡,以便清晰便捷地把握事物特征。標簽化就是一種簡單歸類,人們可以借助標簽對外界的人、事、物形成表面和粗淺的印象,降低行為成本。
對周圍的事物貼標簽,每個人幾乎都在有意無意間這樣做。只是,當“貼標簽”隨著傳播方式的變化,幾何級地放大影響力和輻射面,繼而成為一種普遍的思維方式,其弊端也引起關注。
據介紹,貼標簽的負面影響主要有三方面。首先是破壞性。能夠流行起來的標簽通常是負面的,它會導致人、事、物的正面形象遭到非理性的破壞。某類事件,可能前因后果極為復雜,但被貼上特定標簽后,多數人就只會注意其標簽所指的內容。其次是快速污染性。標簽所包含的負面因素,在現代發達的信息傳播網絡作用下,會迅速地“傳染”到類似的事物或者人身上,甚至波及整個行業、產業乃至地區,忽略個體間大量存在的差異。“河南人”這個標簽就很典型。第三是不易消除性。標簽流行起來,會發展成一種偏見,其固化的價值觀念難以在短時間內消除,使被貼標簽的對象很難擺脫其影響。譬如,一項調查顯示,被外界認為是“蟻族”的群體,一半以上并不認可這個標簽,他們多數對未來充滿積極預期。
南京大學社會學院教授朱力曾指出,近年來無論是在新聞媒體的報道中,還是在網絡的言論中,都存在明顯的泛標簽化現象。它把同一個特征歸屬于群體中的每一個人,而不管個體成員中的實際差異,往往會扭曲社會認知。例如,將一個偶發的、當事人無意的行為,貼上富人身份與窮人身份的標簽,就使一個平常的事件變成了一個顯示社會分裂的標志性公共事件。貼標簽不僅不會使問題得到更好解決,反而會使人們的心理不滿迅速發酵。媒體過多的標簽化式的報道,也在無形中強化了階層意識、磨損社會和諧。
③身份標簽折射公平焦慮
——不同群體收入差距拉大,使各類身份標簽快速流行,弱勢群體用來表達不滿,反映其內心焦慮
泛標簽化的背后,潛藏著哪些社會問題?
在國外,貼標簽主要由強勢群體針對弱勢群體進行,弱勢群體往往并不認可。在我國則不同,一方面存在大量針對強勢群體的標簽,如官二代、富二代、公知、體制內等,另一方面弱勢群體往往主動把標簽貼到自己身上,如自稱房奴、窮二代等。恰恰是這類標簽,流傳得最廣也最容易被用來分析判斷相應的社會現象。
“標簽化式的思維方式,有其產生的客觀原因。”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許光建教授表示。多數標簽針對特定人群,標簽化思維的一個特征也是以人群歸類來判定其行為,某個人群賦予正面的標簽,那么這個人群不分個體都具有正面性,反之,則不分具體情況都被打上負面烙印。這種情況普遍存在,主要是由于我國群體間出現了比較明顯的分化。
許光建認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社會建設則相對落后,由此帶來了一系列問題,尤其在社會公平方面。“按照亞當斯的公平理論,人不僅會把自己的努力程度和收入進行橫向比較,也會進行大量的縱向比較。我國今天的發展格局是,不僅城鄉差距、地區差距、行業差距很大,群體差距也非常大。”
有研究顯示,改革開放30多年來,按十等分法測算,所有群體的收入狀況都有明顯改善,但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分配差距則不斷擴大,在1988年為7倍,到2010年上升至20倍以上。不同群體收入差距拉大,生活水平差異明顯,使人們產生不平衡的心理。分配制度不健全、向上流動的通道不夠順暢,又在一種程度上導致“贏家通吃”,出現了“家里窮—子女接受不到良好的教育—找不到好工作—繼續處于低收入群體”的狀況,加劇了這種不平衡。與此同時,一些個案,例如有官員通過自己的權力安排親屬進入事業單位或公務員隊伍等,經曝光后進一步放大了不公平的感受。
這使得針對不同群體差異的標簽很容易流行起來,弱勢群體用來表達對強勢群體的不滿,希望引起普遍的社會關注。信息不透明,監督不到位,溝通不順暢,又使得更多人習慣用標簽思維來對事件進行判斷,忽略事實本身。例如一輛豪華車發生交通事故,多數人往往立刻把關注的重點放在“豪華車”、“有錢人”等標簽上,很少會去關注事故的具體原因。
“近幾年貼標簽的現象特別突出,還因為傳播方式變了。”許光建表示,弱勢群體相對而言缺少話語權,在傳統的傳播語境中,其表達意見的渠道比較少。互聯網的普及改變了這一切,使各種身份標簽更容易傳播,引起數量眾多的弱勢群體共鳴,反映他們的普遍焦慮。
④別讓“貼標簽”代替理性思考
——增強社會管理的科學性和公平性,讓公眾感受到理性的力量,才有可能自覺地去除泛標簽化的思維,追求理性
隨著“貼標簽”成為一種社會現象,近年來,不少專家呼吁要“去標簽化”。
“貼標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應當避免‘標簽化思維’,倡導理性、客觀,不要以簡單的價值判斷代替基本的事實判斷。”許光建說。
標簽思維通常是“一刀切”、“先入為主”,面對問題預設立場,以標簽去思考,阻礙理性探討。例如發生醫患糾紛,網絡上往往一邊倒地批評醫生“收紅包”、“缺少醫德”等。但如果一個人的身份是“鄉村醫生”,不論其具體行為,又往往會贏得大量贊美之詞。
“缺少理性,不利于問題的解決,還助長對立情緒。”許光建認為,倡導大眾理性思考,必要的前提是溝通順暢、信息透明。某個社會事件引起關注,如果不能及時告知事件的來龍去脈,難免會引發各種不好的揣測,使公眾依據當事人的身份標簽進行推測。對公眾容易貼標簽的領域,如事業單位招聘、名校自主招生、拆遷等,要建立高度透明的機制,甚至全程公開,給理性以生長的土壤。
媒體在“泛標簽化”方面往往扮演重要角色。一些專家指出,媒體加強輿論監督、反映社會弊病非常重要,但是應立足于實事求是反映情況,不宜出于吸引眼球的考慮簡單地貼標簽。特別是一些案件的報道,法律部門還未判決,常常就有媒體依據當事人身份標簽如“富人”、“城管”、“農民工”等下了定論。這樣做會加劇社會對立,也不夠客觀。還有一些標簽,如“捏捏族”、“初老族”等,最初只是網絡上的新詞,并無太多意義,甚至有些生編硬造,也有媒體爭相報道,反映了一種浮躁的輿論生態。
與此同時,大量身份標簽廣泛流傳,其所折射的社會問題也應引起管理者的重視。為什么窮人和富人一有糾紛,輿論常常不辨細節而一致聲援窮的一方?不是不明白“弱者即正義”的局限,不是不知道具體事件具體分析的重要性,而是之前有不少案例支持了這種“站隊”,不斷拉大的收入差距又助推了這種情緒。“不同群體間日益擴大的差距,如果不盡快采取措施加以改變,身份標簽只會愈演愈烈。”李強說。他認為,對一些深層次的社會問題,亟須健全利益協調機制和矛盾處置機制,增強社會管理的科學性和公平性,讓公眾在日常生活中切身感受到理性的力量,才會自覺地去除泛標簽化的思維,追求理性。( 記者 白天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