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石男專欄    

　　4月20日，四川省雅安市蘆山縣的7.0級強震，將中國紅十字會再次置于尷尬境地。該會官方微博發布的相關賑災信息，竟被數萬網友用“滾”字回復。而在雅安地震當天(截至晚上7點)，中國紅十字會僅收到捐款14.28萬元，與此同時，民間公益組織壹基金卻收到捐款2240萬元。

　　不過，這個數字對比并不代表紅十字會的真正籌款能力，只部分反映出它在以分散個人為主體的民眾中的動員能力。4月20日是周六，而公對公的賬號捐款在周末是不開通的。當周一來臨，紅十字會立即“站起來了”，僅內蒙古伊泰集團一家就委托其向雅安地震災區捐款1000萬元(2008年，這家企業也是通過紅十字會向汶川地震災區捐款2000萬元)。相信隨著工作日的延展，紅十字會在募款數字上將迅速、遠遠地將壹基金甩到身后———只需要幾家央企的友情支援即可做到。

　　但中國紅十字會的信任危機遠未得到緩解。在深圳，人們一見當地紅十字會為地震募捐，紛紛繞行；在另一地，甚至有組織打出“本次募捐活動與中國紅十字會無任何關系”的橫幅。與此同時，關于紅十字會的各種負面傳言甚囂塵上，以致該會不得不在兩日內四次發聲明回應：沒有向臺灣紅十字會收500萬“買路錢”；紅十字會工作組是去災區“評估”而非“考察”；壹基金早從紅十字會中獨立出去，二者沒有任何關系，壹基金下撥善款不用經過紅十字會(有趣的是，壹基金也發表了同樣的聲明)；戴所謂“浪琴”表的是記者而不是紅十字會工作人員，而且那塊表也并不是浪琴，只值400元。

　　與水深火熱中的紅十字會相比，壹基金此次雖也曾遭遇質疑，但總體而言全線飄紅，大有成為民間公益領軍人物的勢頭，其在地震后的專業化程度和組織效率也頗突出。雅安地震翌日凌晨4點，壹基金就推出救災應急預案：第一階段是緊急搜救，主要挽救生命、搶救物資；第二階段是自災害發生起4-8周以內的災后安置，保障災民基本生活需求；第三階段是災害發生后1-2年內的災后重建，為災后兒童提供心理康復設施和服務。與此同時，壹基金兩大救災系統也浮出水面：一是壹基金救援聯盟，由200多家救援隊組成，任務是災后3天緊急救人。二是民間聯合救災聯盟，由200多家各類N GO組成，任務是救災物資配送及災后建設項目。

　　耐人尋味的是，正當紅十字會狼狽不堪時，壹基金創始人李連杰突然在微博上小心翼翼地為前者說話：“要允許任何一個公益組織在成長過程中出現技術選擇的偏頗。畢竟，紅十字會在人類歷史上做出過很多貢獻。請大家對紅十字會的工作給予支持。”但立即有網友指出，中國紅十字會與國際紅十字會并非一回事，二者也沒有從屬關系。國際紅十字會在人類歷史上的貢獻，安不到中國紅十字會身上。

　　平心而論，中國紅十字會在歷次救災中，并非全無貢獻，近年它也一直致力于擺脫信任危機。郭美美事件后，中國紅十字會成立社會監督委員會，堅稱要主動接受社會與公眾的監督。就在雅安地震的前一天，該會常務副會長趙白鴿還在一個論壇上發言說，感謝社會公眾對紅十字事業的關注和監督，期望能與有社會責任心的公眾一起攜手，打造規范、透明的紅十字會。

　　但至少到目前為止，這些努力與表態，并不能幫助中國紅十字會擺脫信任危機。種種或真或假的丑聞仍如霧霾籠罩著中國紅十字會，使其黯淡無光。

　　中國紅十字會等慈善機構，本質上更像一個自上而下的政府機構，其由于官方背景，很容易獲得機關、國企與私企的青睞，進而獲得大筆捐款，但這種青睞并非建立在真正的信任基礎之上，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利益交換的結果。企業向官方慈善機構捐款，更容易獲得曝光度、政治獎賞、退稅、優先拿到政府主導項目等利益。相較之下，歐美各國的紅十字會雖也有半官方組織的色彩，但與中國紅十字會不同，前者的運作基本是獨立于政府的，其成員也不靠納稅人養活，更重要的是，其公信力基礎是自下而上以志愿者為主的救援結構，以及透明、公開、接受監督與約束的運作機制。

　　中國紅十字會還會再紅起來么？這個問題沒有統一答案。對政府而言，紅十字會始終根正苗紅，它將繼續呵護乃至保護紅十字會，因為如果沒有紅十字會，它就很難在慈善領域內實現“管理社會”的目標；對企業尤其是國企而言，紅十字會也從未真正變黑，它們仍是最好的合作伙伴；只是對民眾而言，紅十字會要想再紅起來，可能是相當艱巨的任務。因此，紅十字會喪失的只是民信力，而非“公”信力。

　　遭遇嚴重而暫不可逆轉的民眾信任危機，這是中國紅十字會的悲劇，但對中國公益的整體發展未必是壞事。信任危機導致紅十字會壟斷地位的削弱，民間慈善機構或可得到更多的發展機會。越來越多的個體開始避開傳統的官方捐款渠道，選擇壹基金等民間公益組織，甚至委托“肉唐僧”、李承鵬等他們更信任的意見領袖。官方與民間在公益領域的此消彼長，正在微妙地發生。

　　盡管中國民間公益的空間和信任度在逐步提升，但它的組織化程度、專業效率及規模還遠未達到歐美國家的水準。雖然已初步出現凝聚和聯合的苗頭，中國民間公益從整體來看仍似一盤散沙(五年前我曾作為牛博網汶川地震賑災發起人和執行人之一前往災區，當時民間公益的狀況與今日并無大異，只是今日多了個壹基金)。壹基金之外，并無二基金、三基金；“肉唐僧”也常為自己的模式無法復制而焦慮，他也許沒發現，問題在于人們不是信任他創造和提供的制度，而是信任他及其伙伴的人品。事實上，“肉唐僧”模式高度依賴于其個人人脈和個人風格，很難真正實現組織化，也就談不上可以復制的制度。(作者系西南民族大學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