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6日，《人民日報》評論部發表標題為“把握互聯網這個‘最大變量’”的文章，指出領導干部要知網、懂網，乃至融入網絡、改變網絡的必要性。無獨有偶，就在前一天，即9月5日，人社部就業培訓技術指導中心與人民網聯合啟動網絡輿情分析師職業培訓計劃。這意味著，網絡輿情分析師作為一門新興職業，正式被人社部納入職業培訓序列。今后從業人員將由官方發放證書，“持證上崗”。    上述消息一出，鄙夷的聲音不絕于耳。尤其是人民網輿情監測室副秘書長單學剛所說的“主要替領導看網”，盡管說者本人未必含有偏見，但這一說法卻迎合了網絡輿論，使人很容易將新赴任的網絡輿情分析師們引向道德的負面位置。時下的中國，網絡輿論的認知框架是，擁有強大資源的政府被利益集團綁架，且因為官員在網絡知識上的滯后，使得網絡輿論稱為制衡官員權力的有效途徑。此番領導干部們有了網絡輿情分析師們的助力，民眾手中的這把網絡“利器”功效勢必要大打折扣。

　　這樣的分析當然難以避免上綱上線之嫌，但上綱上線的批判從來都不鮮見——— 無論批評的主體是官方還是民間，因為就在不久前，在中國經濟中心上海發生法官集體嫖娼事件之后，面對輿論的質疑，就有領導以“境外敵對勢力入侵”為名反擊輿論。

　　故而，在以民眾為主的網絡輿論場域中，面對官員的對抗思維時，一旦出現輿情分析上“持證上崗”這樣的新聞，產生類似的道德批判情緒，實在也屬情理之中。然則，如果以此邏輯作為唯一的觀察路徑，那么輿論博弈的水準本身則并不顯得高超，最后的贏家恐怕不會是任何一方，而只有“對抗”本身。

　　對抗思維的背后必然有一套道德法則，所有個體的所有舉動，都需要經由該套法則的檢視，來衡量行為的合理性。但如果僅從實然的角度出發，所謂網絡輿情分析師不過是信息爆炸年代之必然產物罷了。相比之下，所有對信息本身充滿依賴的領域，都對信息加工產業充滿著饑渴，只是由于官員們對于網絡崛起的遲滯，才導致要借助網絡輿情分析師的力量來應對挑戰。

　　除了信息爆炸導致的必然趨勢這一點，更重要的是，在互聯網時代早已降臨的今天，所有人都應該相信互聯網的法則本身可以沖破任何“潛規則”。從這一角度出發，我們無法判斷某一事件中，網絡輿情分析師是否利用傳播的規律來幫助官員免去本該擔負的責任，但所有人一定要認識到，包括官員在內的所有主體，實際上都已經接受了互聯網的游戲規則。在互聯網的大潮中，所有的社會群體都必須要去擁抱網絡，官員亦不會例外。所以，重要的不是官員利用了信息傳播規律，而是官員已經接受信息時代的游戲規則。換言之，沒有人可以阻擋網絡輿情分析師的“編制化”，但更沒有人可以阻止社會本身的網絡化。

　　在此基礎上，網絡輿論大可不必對網絡輿情分析師的“持證上崗”過于介懷，相反，這只是表明官員群體已經不得不接受網絡世界里的法則。在網絡的世界里，開放、平等、快速、去中心化永遠都是最重要的規律。在這樣的規律掣肘下，去道德化、去情緒化地看待網絡輿情分析師的“持證上崗”問題就顯得必要，而反觀官員群體借助網絡輿情分析師的強勢闖入，興許也表明：輿論博弈的簡單粗暴時代即將逝去，更為復雜，更為講究細節和策略的博弈時代就要來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