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解決婦孤男寡女精神上的孤寂、生理上的性饑渴，許多年輕的農民工在長期夫妻分居的情況下，“組建了打工潮下的臨時小夫妻”。這個無論對任何人都難以啟齒的問題，被來自安徽代表團的農民工代表劉麗以文字材料的形式反映到全國兩會上。

　　也許是北京遭受霧霾和沙塵輪番肆虐讓代表委員對今年的環境問題格外關注，也許是國務院大部制改革吸引了大家的眼球，劉麗代表道出的這個飽含酸楚涉及廣泛的現象，竟然沒有帶來“熱點效應”，從各大主流媒體到公眾發言，沒有一篇有分量的評論，顯然有點“失常”。

　　劉麗代表指出的農民工“臨時夫妻”現象涉及面到底有多大，誰也不好統計。但劉麗本身就是為數不多的農民工代表，能將這個問題端到全國兩會，那就絕不會是個別現象。從人之本性來講，“性饑渴”也是正常人的基本生理反應。可情況竟到了可以拋開道德倫理和家庭負罪感，用組成“臨時夫妻”的形式來謀求生理解渴和相互照顧，有的甚至還得到家里妻子或丈夫的默許，這在我們這個現代文明飛速前進的國家，還是難以理喻。

　　“現在這個年代也不像從前，一個女人可以抱著一個貞潔牌坊過一輩子。”劉麗代表在解釋這個問題產生的原因時，給出了一個最簡單的理由。

　　這樣的理由看似成立。自從新中國成立建立嚴格的戶籍制度以來，就派生出一個在世界范圍內都罕見的社會問題——夫妻兩地分居。半個多世紀里，不知有多少國家干部、科技工作者、產業工人，由于國家建設需要與戶籍關系而過著“牛郎織女”的生活。夫妻身隔兩地，長年對月遙望，那種難熬的精神孤寂與生理忍耐成為對他們為國家奉獻的一種頌揚。

　　改革開放后的第一代農民工走出鄉村，只身來到城市打拼。他們秉承著中國百姓吃苦耐勞的精神與和傳統道德的堅守，從不計較也沒有人去考慮他們夫妻分居的巨大付出。但新一代農民工的觀念顯然發生了巨大變化，他們外出打工不完全是為了養家糊口，更增添了開闊眼界、豐富精神、快樂生活等成分。要讓他們在工作之余依然早早睡覺，默數星星，長時間獨守空房、守身如玉，顯然與他們追求的幸福格格不入。

　　但是，為追求生活的豐富就可以與別人的妻子(或丈夫)結為“臨時夫妻”？這樣的理由又是絕不可成立的。且不說從法律層面來衡量是明顯的違法行徑，單是在道德倫理上，就超越了人類文明的底線。當代青年思想再解放，性觀念再超前，感情上也承受不了自己的愛妻(愛夫)與別人同居一室，共枕一床。這種情況帶來的直接后果不僅是道德淪喪、風氣敗壞，最直接的就是很容易破壞原有家庭，影響對下一代的健康成長，更嚴重的恐怕還會出人命。

　　劉麗代表提出的，歸根到底是人們早已呼吁過的單身農民工生理需求的老問題；劉麗代表披露的農民工自己為解決“生理需求”的極致表現，則說明了這個老問題從來就沒有得到社會的廣泛重視，采取過有效的措施。肯定地說，已成家的單身農民工與他人組成“臨時家庭”肯定是錯誤的。可錯誤的板子不能光打在他們身上。盡管有些地方、有的企業考慮到農民工這方面的需求與痛苦，時常舉辦一些活動，采取一些辦法以示關懷。但不可否認的是，有些節日聯歡及文藝活動對于正處于青春旺盛期的農民工來講，起到的效果只會饑不可耐。于是，只好尋找他們自己認為能聊解“燃眉之急”的辦法了。

　　針對這個問題的解決，劉麗代表提出了兩條意見，一是降低城市保障性住房的申請標準；二是政府出面承租居民空房，通過政府補貼返租給農民工。可在筆者看來，要真正解決農民工的夫妻兩地分居，遠非居有定所那么簡單。從解決“近渴”來看，農民工理應享受城鎮職工法定的假期及帶薪休假；從“遠水”來講，則必須將農民工定居納入到城鎮化的整體規劃之中。最重要一點，是各級政府和組織，要把涉及青年農民工最實際的精神、生理問題，真當成個事兒來抓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