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志

　　記住李新功，絕不僅僅是出于仇恨，而是在兒童權益保護、在官員權力約束存在漏洞的語境之下，把李新功作為負面的圖符

　　6月18日，記者從省高級人民法院獲悉，經最高人民法院核準，原永城市委辦公室副主任李新功當日被執行死刑。

　　李新功是誰？想必公眾不會陌生。2011年下半年來，李新功先后強奸未成年幼女11名；2012年5月8日在永城市第三中學門口作案時，被刑警現場抓獲。李新功被執行死刑，司法正義也算走完了最后一步。但是李新功的死亡，似乎永遠也補償不了那些被傷害者。而且，辦公室副主任、優秀黨務工作者、兼職教師到猥褻案犯，這種沖突性極強的身份變換，這種底線被無情洞穿的罪惡軌跡，它所制造的憤怒，很難說可以被輕易平復。或者正如人民日報官方微博所評說道，處死李新功“大快人心”，但這種“大快人心”何嘗不是用被侵犯者的眼淚所累積起來的？

　　時至今日，當我們重新檢視李新功案時，個中細節還是會讓人難掩錯愕，一個官員，何以淪落至此？

　　李新功已經走向死亡，在世人眼中，他只剩下一個罪惡的背影，我們已經不可能從他的現身說法去再現他的邪惡是如何膨脹起來，但是通過拼湊起那些罪惡的細節，有針對性地建立制度性的防范措施，是我們能做的，也是應該做的。李新功案發之后，猥褻幼女案頻發，李新功案似乎以連鎖反應的方式，揭開了兒童權利的種種脆弱之處。在曝光的這些猥褻案中，施害者都得到了頂格處理，但這一連串的個案之后，那種共通式的罪惡生成鏈，是不是得到了正視？猥褻幼童的土壤，是不是得到了完整清除？

　　也許，這正是李新功不能被遺忘的最大原因。李新功之死，只是代表了個案的終結，代表了一個個體之惡的宿命，罪惡李新功的養成之路，卻隱喻了相關的制度之困，制度之困是超越個體個案的。這種困頓，關乎權力約束的不足，關乎法律有關的猥褻規定漏洞，關乎兒童保護敏感性的匱乏，關乎兒童安全教育的缺失，關乎地域發展的不均衡……這些制度性的困頓，通過對李新功個案的處理無法紓解，但是當它們被李新功案推至前臺時，社會的反思必須抵達李新功罪惡的最深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