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去年9月份偶然中發出的一條微博開始，對轉基因毫無了解的崔永元，突然卷入了“挺轉”與“反轉”的漩渦中，“我支持轉基因的研究，但我反對那些宣傳轉基因的不負責任的言論。”
去年12月，他自費去美國6個州，采訪了專家、官員、醫生、社會組織成員等人，講述了他們各自對于轉基因問題的觀點，以及轉基因在美國的真實情況。今年3月，他把制作完成的紀錄片放到網上，68分鐘的片子，免費播出。
日前，崔永元接受記者專訪，就大家關心的各種問題進行了富有“崔氏特色”的巧妙回答。
“資本力量決定美國轉基因宣傳力度大”
記者：不管美國老百姓怎么相信FDA，在轉基因問題上，我能說美國公眾確實是被蒙騙了吧？
崔永元：最大的問題，出在實質等同。如果沒有實質等同，FDA就會用藥品的監管原則來監督，最少需要監督30年。有了實質等同，就用食品的方式來監督，門檻就被降低了。
其次，FDA就是傳達室的一個“劉大爺”。轉基因公司提供了一個食品，“劉大爺”來做檢驗報告，FDA要這個，你做過嗎？做過，合格嗎？合格。然后辦一個數據交接。這些所有數據你都承諾是安全的嗎？是你交給我的嗎？出了事要負什么責任你知道嗎？知道，啪，蓋個章，那就通過了。別人信他，靠的是他強有力的執法能力，和隨之帶來的震懾力。
記者：那老布什定義的這個實質等同，是不是應該由他來負責？
崔永元：其中確實會涉及到商業利益和政治勢力的因素。奧巴馬在選舉時說，承諾轉基因食品要標識。但是選舉成功后，就不了了之。美國轉基因公司的宣傳力度很大，這是資本力量決定的。比如在一個雜志上，轉基因公司一個月的廣告投放量是50萬美元。如果雜志敢說轉基因不好，廣告商肯定就撤單了，撤單了雜志可能就倒閉了。
記者：那美國在對轉基因的監管到底靠不靠譜？
崔永元：我在戴維斯實驗室見到了幾十個博士后。去實驗室時，里面全是各種各樣的水稻。但實驗完，全部銷毀，土都要高溫滅活。他們在做轉基因沒有什么禁區，可以嘗試任何一種可能性，但這個是在研究室里，跟公眾沒有關系。進入第二個階段，田野實驗就跟公眾有關系了。然后，開始大規模商業種植的，還會有很多保護措施。比如轉基因的田地跟其他的非轉基因的田地中間會有25米的隔離帶。這25米的隔離帶，除了阻止花粉的傳授，同樣還是蟲子的避難區，大雁天鵝可以在25米隔離帶中吃到蟲子。轉基因作物收割運輸存儲也都是專門的。如果轉基因出現在傳統的農田里，肯定會追究他的來源，來源于哪家公司。如果搞不清楚，全部燒掉。
“現在年輕人特別愿意捍衛權利”
記者：在轉基因問題上，你特別強調公眾的知情權和選擇權，那這個權利又該如何保證？
崔永元：有低效率和高效率的兩種。一個是朋友圈里，互相認識的人互相傳播。我有個朋友說這個不好，不能吃，我信他，我就不吃了，但這個跟傳銷似的，效率非常低。高效率的就是政府有公信力，你說什么我聽什么。這種公信力就是嚴格的立法和嚴格的執法。
記者：你似乎特別強調這個選擇權的重要性。
崔永元：就是這樣，我覺得我們有選擇不吃的權利。選擇權、知情權和實驗一點關系都沒有。你只要給我標出來就行，不能騙我。更不能用一種蠻橫的態度對我說，你不吃，就是呆子，就是文傻。
記者：我覺得這種權利意識，年輕人的接受程度可能會比較高。
崔永元：我特別同意你的觀點，所以我覺得有希望。現在的年輕人有自己選擇的空間和權利，他們特別愿意捍衛自己的權利。
“離開央視我首先改正說話方式”
記者：最后一個問題，我覺得離開央視以后，你似乎講話方式不一樣了？
崔永元：以前我覺得，我們必須把自己扮演成一個知識分子，說話井井有條，有邏輯有順序。一開始我就是這樣干的，我用過好的語言方式，可是我發現事倍功半，我就用他們的那套方式。離開央視，我改正的第一條就是自己的說話方式，滿嘴臟話，話糙理不糙啊，效率極高。這很管用，大家一下就聽進去了。如果要一條一條，寫兩萬字的文章，都起不到這種效果。對我個人來說，也是這種方式比較好，壓力全部釋放，戰斗力極強，抑郁癥也煙消云散了。以前太累，現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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