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名海外民運人士近來在網上聯絡，揚言要在明年的某一天回國鬧事，或者到中國政府駐世界各地的機構門口“圍城”。一些幾乎被中國人忘記了的名字，或者本來就不為人知的名字，又像流星一樣劃過媒體。

　　接受《環球時報》采訪的中國大陸學者幾乎有著同樣的第一反應：民運人士在西方已被邊緣化了，這是他們證明自己存在、抓取媒體關注的一種方式。沒有人相信他們能掀起什么大浪。

　　在學者看來，海外民運作為一個共同體已經不復存在。有人統計說，各種海外民運組織有多達幾十個，但總人數只有大約200人。他們彼此聯系不多，很不團結，相互競爭在海外的影響力和越來越有限的物質支持。1989年出走的那批人大多步入中年甚至老年，新加入者參差不齊，他們都越來越“實際”，很多人現在談政治成了維持生存和影響力的一種手段。

　　海外民運人士在西方對華博弈中扮演的角色也越來越邊緣化，逐漸成為“最小的棋子”。由于民運人士長期脫離中國社會，既毫無行動力，也已經不再是撬動中國國內輿論場的杠桿，中國年輕人很少有人知道他們，西方社會中的反華力量已把大部分精力從這些人的身上移開。這讓民運人士飽嘗政治上的世態炎涼。

　　從部分民運人士的利益上說，他們急需“干出點事”，至少在輿論場制造出一些動靜。這對涉華政治能造成實際影響的幾率很小，但這對他們個人在西方重獲一些重視，改善他們目前備受冷落的情況卻很重要。這也可以滿足部分人的政治表現欲。

　　很多在國外與民運人士有過接觸的人都有一個共同印象：由于長期隔絕，這些人已對中國近20多年的變化缺少最基本的切身感受，他們對國家現狀的認識甚至不如部分西方人士。他們在利益上同祖國斷了，因此不少人很希望中國“出大事”，幻想這會為他們的人生轉折帶來機會，或者證明他們的人生選擇是對的。

　　他們大多是高度意識形態化的人，有些逢中必反，其中不少人連語言風格都停留在上世紀80年代。他們已經失去了同中國主流社會正面互動的能力，出于某種目的，他們中一些人甚至與“藏獨”、“疆獨”搞到一起，想從西方對那些分離主義勢力的支持中分一杯羹。這使他們進一步走進死胡同。

　　海外民運人士的人生軌跡具有標志性意義。他們的經歷證明了極端政治對抗在中國沒有前途。中國是蓬勃發展的社會，中國體制的反思精神和改革意愿都很活躍、真實，在中國搞政治對抗會將自己推向極端，從而盲目反對中國的進步和成為普遍共識的一切。這必將把自己逼到中國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對立面。

　　需要指出的是，有些海外民運人士曾在上世紀80年代末深刻影響了中國大眾輿論，當時他們左右人們看法的能力，直到今天中國的輿論領袖無出其右者。出走國外后，他們一度組成聯盟，對“推翻”中國體制充滿信心。他們之后政治上的失敗和人生空耗如此沒有余地，令人長嘆。

　　大概沒有人能比民運人士自己更清楚他們走錯了路。他們需要思想上痛切反思的能力，以及向社會展示這種反思的勇氣。否則他們就是時代風中刮過的塵沙，繼續折騰或者糾結下去不如隨遇而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