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9日，原鐵道部部長劉志軍受賄、濫用職權案在北京開庭。作為劉志軍的辯護律師，錢列陽再次成為媒體追逐的焦點。網上不斷有人指責“為人渣做辯護的人也是人渣”，錢列陽保持鎮定，他說自己內心仍然存在“理想主義”——做一個法制主義者。他透露，為劉志軍作辯護，他和他的助理總共能拿到1800塊錢。(6月20日《齊魯晚報》)

　　錢列陽曾為數十位貪官辯護過，因此被坊間視為專為“壞人”作辯護的律師。他坦言，經常為落馬高官做刑事辯護，往往會陷入輿論漩渦之中，在職業、民意和內心情感三者間游走。實際上，這種困惑不唯他獨有，在藥家鑫案中，藥的辯護律師飽受唾罵；在重慶打黑案中，75歲的刑法泰斗趙長青為“紅頂商人”、“黑社會頭目”黎強辯護，為千夫所指……

　　律師為貪腐官員或罪惡分子作辯護，不管立場如何，基本目標是通過梳理案情，為委托人爭取最大豁免。律師這種出于職業要求的目標，難免與民眾嚴懲案犯的目標相悖。游走在職業以及輿論兩種場域之中的律師，不得不兼顧平衡，于是不少律師出于避嫌之需，對外宣稱絕不為壞人作任何辯護。如果這是律師基于個人好惡的自由選擇，尚可以理解，但如果律師因畏懼輿論壓力，對委托人挑挑揀揀，則預示著職業倫理對輿論的妥協。

　　在審判結果得出之前，被告作為一個公民，有權通過辯護律師證明自己不是壞人，律師也應該提供相應服務。也許，在一些案件中，嫌犯所實施的罪行不容置疑，但是通過律師的辯護、細節的推敲，不僅能夠解除案件中的疑難之處以及視野盲區，為被告人的合理量刑提供依據，還能夠將法律的漏洞呈現出來，使得案件的反思更加深入。

　　在司法案件中，公民的平等體現為對原告、被告話語權的確權。如果所謂的“壞人”請律師的權利被剝奪，控方與辯方實際上處在不對等之下，他們之間的博弈在司法審判中不可能平衡。沒有平衡，正義也就是有殘缺的。一個法治的社會，應容得下為“壞人”作辯護的律師。只要司法程序透明、審判公正，那么，律師為壞人進行辯護，只會讓判決更加接近罪刑法定的原則，而不會讓實際量刑低于其應有的罪與罰。